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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都走了。长台撤了半边，年桔还压在桌角，虾干壳在碟沿堆成一撮，姜撞奶的空碗摞着，没有收。门帘被风掀起一角，又落回去，带进来街对面烧完的硫磺味。远处一串鞭炮响过去，静下来，静得能听见铁皮招牌被风掀起的动静。
老萧在收碗。他收得慢，碗沿碰碗沿，声音很轻。
灶火我守着。他没抬头，你上去吧。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巷子那头漏出一线光——允记糖水的灯还亮着，隔着闸门缝，像有人把整条街的守岁都挑在了那一盏上。我收回目光，转身上楼。前厅的油烟气，后厨的姜味和灶灰味，楼梯半道的冷。走到账房门口，旧纸的气味先扑出来。这一屋子的纸，我守了两年。
铁匣在桌上。我坐下，没有开匣，先把手按在盖上。铁是凉的，凉得让人想起它是从医院、从灵堂、从那条窄巷一路跟我到今天的。
有些账，我算到今天，才把三种押法看全。
孟老大是把自己算进账里的那种。他收着两条红绳，收了一辈子，收成债主——老萧说过，有些人守着守着，守成了债主。他把自己一条命折成数，折进九龙春的房契，折进六月十五那场数，最后连病、连死，都在账本上占了一个位置。我见过他坐在后厨的灯下，指腹抚过那截红绳，慢慢地，像抚过一行没销的账。那时候我不懂：他守的是绳，还的是自己。
总管是把自己变成不存在的那种。他签完那十几行，把自己从册子上划掉，住进元州街的暗屋，谁也不见。十五年，他活成登记册上病故注销四个字。那间暗屋里全是旧册的霉味，他坐在册子中间，说等这一天等了十五年——一个不存在的人，等一个算得清账的人，等到了。
恒爷是把自己押上去等的那种。他在经手版上给自己留了一行担保，一挂十五年，等一张凭条，等一个人回来取。他等到了。第三行解下来的那天，他的手在凭条上停了一下，才松。他说过一句话，我记到今天：账房最怕的不是算不清，是等不到。
三种押法，三种把自己写进账里的办法。孟老大写的是债，总管写的是无，恒爷写的是等。
轮到我自己，我数过做过的事。卷2那晚，我在空页上写了半个字，又擦掉；卷3，我写了一个，又划掉；卷4，我把自己从第二本账上划掉。写是往纸上落字，划是往纸上留痕，绕来绕去，都在对纸面做事。我原先以为划掉自己，就是不再把自己算进账里。可划掉也是一个动作，一样要在纸上留一道印。
账要清，账上的字就得有个去处。册子进案卷，那批人的名字从人抵数历史；字权交出去，掌匣人这个位置走到头。账清了，账就老了，老成一摞没人再翻的旧册子，搁在档案柜里落灰，隔年连灰都懒得落。这才是账该有的结局。
纸还回去，人才站得出来。
留不留——这个问题，允儿问过四回，问到这一夜，我终于听懂。
她问的从来不是留不留九龙春。九龙春不是我的账，孟老大的位子不是我的账，铁匣里的旧账本也不是。她问的是：账清了，你是什么。
账清的那天，掌匣人就没了。站在灯下的，是一个还清了债、把匣子腾空的人。那个人不是账房，不是话事人，不是谁的儿子，也不是谁欠下的一条命。他就是他自己，站在允记糖水的灯底下，等天亮。
允儿说过，总得有人先留，别人才敢回。素梅留了，老萧留了，秀英留了，陈国雄回来取了凭条，方德海回来了，说下一年还来——连那个只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又走的，也算回来过。那批人的账，一行一行，落成他们自己填的去处。
我留的方式，是先把别人的账落定。落定了别人的，才轮到落自己的。
后半夜我下楼倒水，后厨的灯还亮着。老萧坐在灶边打盹，头一点一点，灶上坐着一锅水，白汽顶着锅盖响。他没醒。我没叫他，轻手轻脚上了楼。守岁守的是旧年最后一截火——这截火，有人替我守着。
我打开铁匣，取出第二本账，翻到末页。
空页。页角那道铅笔印还在，像，又像。我写过两次，收回两次。灯下看，那道印子浅得几乎看不见，可它在那儿等着，等了很多年。
我拿起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