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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尖悬在纸上，停了一会儿。窗外又有鞭炮声，隔得很远，响在另一个年头里。
我写下一个字。
又停住。
那个字落在页角旧印子的旁边，墨还没干，在灯下反着一点光。我看了很久。账上的字，我往后一个也不添了。可这一页从来不是账——这一页是她的问题，欠了一个回答。
我把笔放回笔筒，没有合上本子。
年后第一个工作日，带册子去，当面办。摘牌那天，去站一站。字权交出去，匣子腾空——腾空了，才能装别的：三颗珠，两条绳，一把刀，一叠信，一张照片。没有一样是数。账清那天，这只匣子就从账房的东西，变成家里的东西。
巷子那头的灯还亮着。守岁守到这时候，灯还亮着，就是人还没睡，还在等。
我合上铁匣，扣好。
天快亮的时候，电话响了。是徐伯。
乾仔，他声音不太对，你过来一趟。
册子叫人动过了。
年初一的元州街，鞭炮纸铺了满巷，红得刺眼。旧档的门锁着，没有撬痕。徐伯开了门，站在柜前，半天没说话，只抬手指了指。
铁皮柜里的册子，一件没少，却变了位置：按年份码齐，封脊朝外，码得比徐伯码的还齐。四十年了，徐伯一直按册子的高矮摆。他说，这个摆法，不是他的。
经手版在最高一格，压在最上头。那本十五年没人动过的册子，被人抽出来，读过，又放回去，放得端端正正。
我昨晚锁的门。徐伯声音发虚，钥匙只有我一把。
我没应声。我伸手抽出经手版，翻开。纸页没有少，也没有多。合页最服帖的一道折痕，正落在允成那一行的年份上。我停了一下，把册子合上，放回原位，码得和那双手码的一样齐。
你年后不是要带册子去吗。徐伯在身后说，这批东西，到底还有谁在经手？
我没答。
走出旧档，天已经亮了。年初一的街冷清，零星几声鞭炮，隔几条街响着。我站在门口，往街尾看了一眼。那间暗屋的窗，拉着帘。
我收回目光，往回走。
走出几步，我忽然站住。允记糖水的灯守了一夜，元州街的册子，也有人守了一夜。守岁守到天亮的，不止我一个。
管这批册子的人，也不止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