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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六，上午。
从白河县城往南走，过了河堤就是柳湾。一片平房，房前房后种着柳树，树枝上还挂着去年的干叶。这一片早年是菜农住的地方，房子矮，院墙也矮，站在街上能看见院里的鸡。
三个人按着派出所抄来的旧户籍找过去。刘平的老屋在第三排，院门锁着，锁上一层锈。北边那堵墙塌了个角，院里的草长到膝盖高。
隔壁出来一个妇女，端着一盆洗菜水，泼在墙根。
“刘家早没人了。”她说，“这屋空了二十多年。”
“他家里还有谁？”
“有个哥哥。”妇女往南指了指，“住在头一排，腿不好。”
刘平的哥哥叫刘安，七十六岁。门口搁着一副拐，人坐在小凳上晒太阳，棉袄外头又套了一件坎肩。
“刘平是你兄弟？”徐东问。
“我兄弟。”老人抬起头，“你们找他？”
“找他。”
“他走了二十六年了。”老人说，“正月初八走的，那天还下过雪。”
“怎么走的？”
“来了个人。”老人说，“招工，管落户，说一个月给三十块钱。”
“什么样的人？”
“穿得周正。”老人说，“四十来岁，说话慢。他没进院，站在门口跟我兄弟说了半袋烟的工夫。”
“走了几个？”
“前后走了四个。”老人说，“都是那时候没活干的。我们这块地方，地少，人多。”
“那个人来过几回？”
“三回。”老人说，“头一回在秋天，说了说就走了。第二回是过年。第三回就是正月初八，把人带走的。”
“村里人怎么说？”
“说他有本事。”老人说，“能给人办户口，能把人弄出去。那年月，能出去就是好。”
“去哪儿的，他跟你说了吗？”
“没说。”老人说，“就说往南，说是有铺子，有活干。”
“他走的时候，家里有孩子吗？”
“带着一个小子。”老人说，“那年六岁。”
“孩子叫什么？”
“小名叫石头。”老人说，“学名我记不清了，姓刘。”
徐东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后来有人回来过吗？”
“回来过。”老人说，“前年冬天我在县城碰见一个，姓周的。穿得厚实，说在城里给人看铺子。”
“他跟你兄弟捎过话没有？”
“没有。”老人说，“我兄弟这二十六年，一个字没往家捎过。”
“跟他一块走的那些人呢？”
“有回来的。”老人说，“回来就住下了，住县城。月月有钱拿。”
“您怎么知道月月有钱拿？”
“有一回我在县城碰上姓周的，他手里拎着菜，兜口露着新票子。”老人说，“我问他做什么营生，他说，什么都不做。”
“一起走的四个，回来几个？”
“三个。”老人说，“有一个没回来。他家老娘等了好些年，前年没了。”
“那三个，都在县城住？”
“两个在城里。”老人说，“还有一个，在东关给人看铺子。”
武岩把这话记在本子上。
老人撑着拐，把身子往前挪了挪。
“同志。”他说，“我兄弟是不是在外头出事了？”
徐东没接这句。
“他走的时候，那个人给他留过东西没有？”
“留了一张纸。”老人说，“一张户口条子。我兄弟揣着那张纸上的路，家里东西一样没带。”
“那张纸后来呢？”
“不知道。”老人说，“他自己的东西，他自己收着。”
“去年秋天，门口来过个年轻人。”老人忽然说。
“什么样的？”
“三十出头。”老人说，“在我兄弟那个院门口站了半天，没进去。我问他找谁，他说找人，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