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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十五上午九点，郝师傅的电话打到徐东那儿。
“灯取走了。”郝师傅说，“还是那个矮个。”
“他怎么拿的？”
“我给他找了张旧报纸，包了两层。”郝师傅说，“他自己带着个布袋子，套上，拎着走的。”
“他还说什么没有？”
“多问了一句。”郝师傅说，“问‘字是不是真没人刻’。我说我这儿不管字，他就没再开口。”
“他今天来得早。”郝师傅又说，“八点二十就站在门口了。”
“灯看了多久？”
“有一阵。”郝师傅说，“我裹纸的时候，他一直看着那盏灯，问了一句：‘这盏跟上一盏，一个样？’”
“你怎么答的？”
“我说一个样，一个模子出来的。”郝师傅说，“他听了没言语，把袋子接过去就走了。”
徐东挂了电话，把这话跟陈九说了。
“刘平那盏没字。”陈九说，“没字，就走不远。”
“今天要出门的不是这一盏。”徐东说。
九点半，城东老街。
关振山铺子刚开门，老头就来了。盯守的人在对过煤棚里数着步子：一步、两步，还是那个走法；到门槛那儿，他的手又在门框上扶了一下。
关振山从柜台底下的木箱里把那盏灯取出来，摆到柜台上。黄铜色的灯肚上，四个字已经刻好了——借寿续灯。字口里的铜末还在，没人擦过。
老头把灯捧起来，先看字，再翻过来看灯底。看完，他从怀里摸出钱，数了数，压在柜台角上。他从自己带的包袱里抽出一块灰布，把灯裹上，装进一个布袋，拎着出了门。
盯守的人跟着出门，往南走了二十来步，在街口把位置交给武岩。
“他往南。”武岩在电话里说，“不坐车。”
“跟住。”徐东说，“看他这把东西送到谁手上。”
十点四十，老头走到旧货市场西头，掏钥匙开了第四间的门，进去。
武岩没跟进去，绕到市场后墙外头蹲着。他蹲的位置正对着第四间的后窗——窗户糊着纸，看不进去，只有那道刀划的细缝里透出一点暗。
过了十来分钟，屋里响了一下，是木头碰木头的声音，之后再没动静。又过了一会儿，那个背包的男人从旅社方向过来，敲了两下门，进去了。
“两个人在里头。”武岩说。
“记时间。”徐东说。
下午两点五十，门开了。背包的男人先出来，帆布包鼓起来一块，压得肩带往下垂。他没回头，顺着巷子往南走。老头没出来，门从里头插上了。
“跟背包的。”徐东说，“老头留屋里，别管。”
三点二十，城南长途站。
武岩比他先到。那个男人进了站前广场，在班次表底下站着，仰头看最上头那两行，看完往托运处门口走，排在两个人后头。前头的人寄的是两箱水果，他把人家怎么办手续看了个仔细。
轮到他的时候，他把帆布包往长条桌上一放，先问了一句：“到临江几天到？”
“明天夜里上车，后天早上到。”老陈说。
那人点了下头，才说要寄。值班的老陈照单问了一句：“什么东西？”
“日用百货。”那人说。
“寄哪儿？”
“临江。”
老陈开单、过秤、贴条、盖印。他是站里的老人，五十来岁。前一天晚上，站上的头儿跟他打过招呼：这两天要是有人来寄灯样的东西，该收就收，别多话。
他照规矩办事，手上慢，眼睛把单子上的字过了一遍。撕单的时候，他把有字的那半往桌外挪了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