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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巴尔斯的马穆鲁克蹲在营地里无所事事，开始有人偷偷跑回开罗。
阿布·扎伊德趁停工把运输队的牛卖了一批，账上做了手脚，被法赫鲁丁查出来，
卡米勒罚了他一笔钱，但没有撤他的运输权——因为撤了他，没有人能立刻接手上埃及到苦湖之间那条粮道。
这就是松散的代价。你明知道一个人在揩油，但你不能换掉他，因为换掉他的成本比让他揩油更高。
伊本·哈桑是在第二期停工的那个冬天开始垮的。
老头七十多了，在工地上蹲了一辈子泥，肺里吸够了尼罗河的细沙。
停工之后他回到亚历山大港，开春的时候法赫鲁丁收到一封信，说伊本·哈桑病倒了，起不来床。
卡米勒派了开罗最好的医生去，医生回来说，老头没什么大病，就是老了，挖不动了。
伊本·哈桑在病床上把七个徒弟叫到跟前，把一卷手抄的图纸分成七份，每人一份。
“你们七个人，以后一个人管一段。别指望再有一个老头替你们把整条沟从头看到尾。”
卡米勒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苦湖看第二年的引水。
他站了一会儿，让人把图纸的副本送到开罗存档，然后对法赫鲁丁说：“给伊本·哈桑的封地，加一倍。他死了之后，给他儿子。”
“他没有儿子。”
“那就给他徒弟里最像他的那个。”
老头没死在那一年。
但第二期工程失去了一个能从头到尾看懂整条运河的人。
七个徒弟各管一段，段与段之间的衔接开始出问题。
南段闸门的尺寸和北段引水口的流量对不上，中间有一段旧河道清得不够深，水一放进来就漫坡。
拜巴尔斯在工地上骂娘，阿布·扎伊德在账上找补，法赫鲁丁在开罗和工地之间来回跑，卡米勒在帐篷里对着地图熬了无数个晚上。
第三年春天，南段勉强通了一条浅水道。
小船能过，大船进不来。
苏伊士湾那边的税关一个月收了不到两百第纳尔，连维护闸门的铁料钱都不够。
阿布·扎伊德第一个跳出来说话。
他在朝会上清了清嗓子，措辞比几年前客气多了，但意思很硬：“苏丹，第二期我们认了份额，出了兵，出了粮。
现在水不够，船走不了大的，税分不到几个钱。
弟兄们嘴上不说，心里在算账。再这么拖下去，我怕有人要把份额退了。”
卡米勒看着他，陷入了沉思。
卡米勒心里清楚阿布·扎伊德说的是实话。
运河不是一条沟，是一笔账。
账算不平，份额就会退，兵就会走，埃米尔就会回到自己地盘上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而大马士革的信使，每年春天都会准时出现在开罗，措辞一年比一年客气，意思一年比一年清楚。
卡米勒做了一件他之前不太愿意做的事。
他把剩下没有认购的埃米尔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把第二期工程的实账摊在桌上：铁料多少钱、粮食多少钱、工匠多少钱、停工几个月损失多少、南段盐壳比预计多花了多少。
然后他说：“我不瞒你们。这条河不会在五年里变成一棵摇钱树。它可能十年都只是条能走小船的沟。
但这条沟在，从红海到尼罗河的路就在。
你们现在退，前面投的钱拿不回来。你们不退，将来路宽了，份额还在你们手里。”
没有人当场表态。但会后，法赫鲁丁报告：退股的人，一个都没有。
卡米勒点了点头，没说话。
他知道这不是因为他的话说服了谁。
是因为退出的成本比留着更高——前面的钱已经沉在泥里了，埃米尔们舍不得。
而舍不得，就是卡米勒手里最结实的绳子。
那天晚上，卡米勒坐在苦湖岸边，和几年前一样。
湖面还是那片湖面，月光还是那片月光。
远处拜巴尔斯的营地还在唱歌，但声音比几年前小了，有人走了，有人留下了，留下的人唱得也没那么大声了。
法赫鲁丁递上茶，说了一句：“殿下，穆阿扎姆又来信了。”
“说什么？”
“还是关切水源。”
卡米勒喝了口茶。“回他。就说，苦湖的水今年没满，请他派大马士革的工匠来，帮忙看看怎么把引水口修得更好。
来的人，我管吃管住，走的时候带一份图纸回去。”
法赫鲁丁愣了一下。“苏丹……您让大马士革的人来看我们的引水口？”
“让他看。他看了才知道，这条沟没那么容易挖通，也没那么容易挖不通。
让他的人站在泥里，比让他的人站在大马士革写国书，对埃及更有利。”
法赫鲁丁记下了。
卡米勒把茶碗搁在石头上，没有起身。
“法赫鲁丁。”
“苏丹。”
“你说，这条运河到底是把王朝捏紧了，还是把王朝扯松了？”
维齐尔想了很久。“苏丹，它把愿意算账的人捏紧了，把不愿意算账的人扯出去了。”
卡米勒笑了一声，很轻。“那就行了。一个王朝，本来就不可能留住所有人。
能留住那些肯跟你一起算一条沟、一条粮道、一段闸门的人，就够了。”
远处苦湖的水在月光下泛着灰白色的光，比第一期通水那年浅了一截。
南段的闸门还没有装好，铁料还在亚历山大港的仓库里等着欧洲商人交货，七个徒弟中的一个前天刚跟拜巴尔斯吵了一架，阿布·扎伊德的运输账上又有一笔说不清的开销。
第二期还没通。第三期还没开始。穆阿扎姆的信使明年春天还会来。
但那条沟还在。从尼罗河到苦湖，水还在流。
沟里流的不是水，是一笔还没算完的账。
只要账还在算，人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