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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通水之后的那个冬天，卡米勒在苦湖岸边搭了一顶帐篷，住了整整四个月。
他不是去庆祝的。他是去盯着第二期工程的。
但盯着盯着，他发现了一个比盐壳和闸门更麻烦的东西：人。
第一期能通，靠的是三股力量勉强拧在一起：拜巴尔斯的马穆鲁克、阿布·扎伊德的上埃及私兵、以及伊本·哈桑从亚历山大港带来的七个老工匠。
通水那天，三股力量站在苦湖两岸，看着水灌进来，拜巴尔斯手下的百夫长把头盔扔进了湖里，阿布·扎伊德在人群里偷偷算账，伊本·哈桑蹲在岸边捧水洗脸。
看上去像是一件事干成了。
但帐篷里的卡米勒很清楚：这三股力量之所以肯站在同一个湖边上，不是因为忠于他，是因为每个人都在算自己的账。
拜巴尔斯要地和饷，阿布·扎伊德要份额和分成，伊本·哈桑要图纸被尊重。
一旦账算不拢，他们随时可以走回各自的老路上去。
而账，很快就有点算不拢了。
麻烦是从北边来的。
大马士革的达乌德在第一期工程快完工的时候，派了一个信使到苦湖工地。
信使带了一封措辞恭敬但意思很清楚的国书：听说苏丹在苦湖大兴土木，大马士革方面“关切”工程对叙利亚南部水源的影响。
卡米勒看完信，递给法赫鲁丁，一句话没说。
水源当然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卡米勒在苦湖搞出这么大动静，手底下聚了七千多兵、几万劳工、一条正在成形的航道，还有一群因为工程份额而被绑在开罗这边的埃米尔。
现在达乌德的信摆在面前，卡米勒知道：如果他不回应，达乌德就会开始动叙利亚那边的埃米尔，让那些本来已经认购了运河份额的人撤股。
更糟的是，如果达乌德和阿什拉夫联手——1227年他们确实这么干过，联合花剌子模和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一起对付卡米勒——那卡米勒要面对的就是东边和北边同时起火。
而他手里的精锐马穆鲁克，有一半正蹲在苦湖南段的盐壳地上挖泥。
法赫鲁丁小心翼翼地问：“苏丹，要不要暂缓第二期？把拜巴尔斯的军团调回开罗，先稳住北边？”
卡米勒想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给达乌德回信，语气极其客气。
信里说，运河工程完全是为了“恢复古代商路、惠及两地商民”，大马士革的商人将来在苦湖享有一切通行便利，费率与埃及商人完全相同。信
末附了一份“大马士革商人通行份额表”，等于把达乌德的人也拉进了利益链——你反对可以，但你手下的商人会问你为什么不让他们赚钱。
第二件：把拜巴尔斯从南段盐壳地调回开罗，但不是让他去打仗。
卡米勒让拜巴尔斯带着他的马穆鲁克骑兵沿尼罗河三角洲北缘巡逻，任务是“保障粮道”。
实际上这是做给达乌德看的：埃及的精锐骑兵随时可以北上，但卡米勒没有把刀亮出来。他亮的是粮道。
第三件：给阿布·扎伊德涨了份额。不是白给。
卡米勒把上埃及到苦湖之间那段运输线——粮食、工具、铁料从尼罗河运到工地的中转站——整体划给了阿布·扎伊德管理，按运输量抽成。
阿布·扎伊德算了一晚上，发现自己从“挖土的埃米尔”变成了“管物流的埃米尔”，利润更稳、风险更小，第二天一早就派人送来了追加五百兵的名册。
这三件事做完，达乌德的信使还没回到大马士革，卡米勒已经把内部可能松动的几颗钉子重新拧紧了。
他没有打一场仗，但他把拜巴尔斯的骑兵、阿布·扎伊德的物流、穆阿扎姆的商人，全部重新绑在了运河这条线上。
法赫鲁丁后来在账册边上写了一行小字：“殿下用一封信、一条粮道、一段运输线，挡了一次可能的分裂。”
但卡米勒自己知道，这只是一次。
王朝的松散不是一场危机，是一种慢性病。
每一次工程推进、每一次权力重组，都会让某个地方某个埃米尔觉得自己被绕过了。
他不可能每次都靠份额和粮道把所有人买回来。
第二期的技术麻烦，比第一期更脏。
南段从苦湖往苏伊士湾走，盐壳清完之后，底下是另一种东西：
湿软的青泥夹细沙，挖一铲子下去，旁边的泥就往回涌。
拜巴尔斯的人把这叫“吃人的泥”。
伊本·哈桑说，古埃及人挖这段的时候，要先用芦苇捆扎成挡泥的围堰，一段一段往里推进，
但芦苇要从三角洲运来，捆扎需要专门的工匠，而整个埃及能熟练做这件事的人，老头扳着指头数了数，不到二十个。
铁是另一个卡脖子的事。镐头、铲子、撬棍、闸门的铁箍和铜套，全部吃铁。
此时埃及本身铁矿很少，铁料大量依赖进口，撒哈拉的铁从费赞经商队运到尼罗河谷，欧洲的铁经地中海商路进来。
卡米勒第一期工程头八个月就消耗了上千件铁制工具，开罗和福斯塔特的铁匠铺连轴转，铁价涨了将近一倍。
伊本·哈桑画了一种加宽的平底铲，专门对付瓦迪·图米拉特谷底的青泥，但铁匠说，要打这种铲子，铁料得从亚历山大港的欧洲商人手里买，而且不是想买多少就有多少。
卡米勒把这事交给了法赫鲁丁，维齐尔跑了一趟亚历山大港，用运河未来通行税的三成做抵押，从比萨和热那亚的商人手里赊了一批铁锭。
条件苛刻：如果运河在约定年限内没有达到约定通航量，抵押的税权就归债权人。
法赫鲁丁签完文书回来，脸色很难看：“苏丹，这等于把一段未来的路卖给了外国人。”
卡米勒没抬头。“路还没修通，先想未来的人，都是傻子。先把路修通。”
但真正让工程停下来的，不是铁，是水。
第二期开工后的第一个夏天，尼罗河涨水不如预期。
开罗的罗达水位计记录下来的数字，让伊本·哈桑的脸拉得比苦湖的堤坝还长。
老头蹲在引水口，用一根标尺量了半天，站起来说了一句：“今年灌不满苦湖。南段只能干半年。”
尼罗河的水位本来就有周期。
此时正好处在一个相对干旱的时段，尼罗河枯水年份比丰水年份更常见。
这意味着卡米勒的运河从设计之初就撞上了一个气候上的坏运气：它依赖的那条河，在他最需要水的时候，不一定给够。
“那就蓄水。”卡米勒说。
“蓄不满。”伊本·哈桑说，“苦湖就那么大，尼罗河给多少，它就装多少。装不满，南段闸门一开，水放完了船就走不了。”
“那就修第二道蓄水池。”
“修在哪？修多大？土从哪来？谁出工？苏丹，我不是在顶您，我是在跟您算数。”
卡米勒沉默了。他第一次意识到，这条运河不是一个工程，是一连串工程。
引水口、蓄水池、闸门、清淤、维护、粮道、铁料、工匠、劳工轮换，每一个环节都牵着一个埃米尔、一个军团、一笔钱。
而他的王朝没有一套现成的官僚机器能同时管住所有这些环节。
他只能靠份额、靠交易、靠不停地把新人拉进来分蛋糕，来维持工程往前挪。
那一年冬天，南段停了将近五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