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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把摩托车停在路边小饭馆门口时，油烟味从布帘后面涌出来，夹杂着辣椒炒肉的香气和煤炉子烧过头的焦味。饭馆不大，只有三张方桌，塑料桌布上压着玻璃，玻璃有裂缝，用透明胶带粘着。苏晚坐在最里面那张桌子上，面前放着一个保温杯，笔记本翻开，页面上画着几道歪歪扭扭的时间线。
她看见陈建国进来，没有多问，只把保温杯推到他面前：“先喝一口。”
陈建国坐下，拧开杯盖灌了一口。茶水已经泡浓了，带着茶梗的苦味，但他没嫌，又喝了一口，然后从信封里取出王建设盒里那张照片的翻拍照，推到苏晚面前。
苏晚盯着翻拍照看了大概十秒钟，没有说话。她用手捏着照片边缘，换了个角度，仔细看女人的脸——眉眼、鼻子、嘴角那粒痣。
“能认出来，是同一个人。”苏晚放下照片，“痣的位置一模一样。那颗痣在左嘴角外侧三毫米左右，椭圆形，不大，但清楚。”
她说着，从包里抽出一张复印件，尺寸比A4小一圈，纸边有点毛，像是从旧相册里翻拍后又复印过的。复印件上的女人穿着一条碎花连衣裙，裙摆到膝盖，衣料是深蓝色，白底碎花，头发扎成低马尾。领口那枚小红徽章只比五毛硬币略大，叶面纹路还能看清。她拿着复印件，贴到翻拍照旁，比了一下。
“领口。”苏晚指了指两处，“都是同一枚徽章，位置一样，别法也一样——微微朝左偏，像别的时候没看准位置。”
陈建国看了一眼复印件，又看那张翻拍照。他想起王建设挖出照片时的动作——铁皮饼干盒里的照片，边角卷曲，颜色发黄，但女人的脸和面前的复印件里女人一模一样。眉眼、鼻子、嘴边的痣、连衣裙、小红徽章，全都对得上。
“那就是沈清禾母亲那条线上的女人。”陈建国把翻拍照收进信封，靠在椅背上，“1994年7月12号，她抱着一个婴儿站在清江县医院门口。”
苏晚没有说话，她把复印件翻过来，背面也用钢笔写了一行字——但不是“母女平安”，而是另一个日期：1994年7月10日。字迹有所不同，笔画更圆，转折的地方有点犹豫，像是写字的人没想好该怎么下笔。复印件上边页有一道横着的折痕，从徽章的位置压过去，让徽章的图案多了一道白印。她用手揉了揉纸面，想把折痕压平，但纸张已经脆了，一压就裂了一道小口子。
陈建国看着她处理纸张的动作，说：“我不想到明天。周磊可能认识纺织厂的老员工。”
苏晚点点头，收好复印件，没有再阻止他。
陈建国拿出手机，拨了周磊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接，周磊的声音哑得像刚被人从被窝里拽出来：“你最好真的有事。”背景里有床板的吱嘎声和猫叫，周磊的猫大概被他起身的动作踢到了。
“纺织厂医务室，1994年，沈清禾母亲在那里帮忙过。”陈建国说，“我想拿到那边的人事底档。越快越好。”
电话那头安静了大概五秒钟，然后周磊叹了口气，声音清醒了大半：“纺织厂医务室的老科长去年刚走，肺上的病，拖了大半年。但他女儿在你们清江县医院做护士——儿科，叫刘敏。我认识，她帮我岳母挂过号。”他说完又补充了一句，“我现在打电话，你别挂。”
陈建国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翻箱倒柜找号码本的声音，然后是拨号键的响声，接着是电话接通后的对话——周磊没遮话筒，他听到周磊问：“……1994年医务室的人事底档，还有没有？……你爸留下的东西里有1994年的排班记录吗？……等等我记一下。”
过了大概三分钟，电话那头传来周磊的声音，语气比刚才更沉：“排班记录不在医务室了，在老科长女儿刘敏手上。她说她爸去世前把一摞旧排班记录带回家了，用塑料袋装着，塞在家里的书柜顶上。她翻出来看过，里面有一张1994年7月的排班表，上面有个和沈清禾母亲旧照对得上的名字——陆桂芝，当时排的是夜班。7月12号到14号，连续三天夜班。”
陈建国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还有别的吗？”
“有。”周磊说，“她说，陆桂芝在7月10号请过一天假，原因是‘家里有事’，11号又上了一天班，12号到14号夜班，15号开始请了半个月假，说是‘回老家处理事务’。请假的日期和那张照片的日期——7月12号——只差两天。”
“那张假单还在吗？”
“被老科长单独收在一个信封里。老科长生前说，这件事有点奇怪，但没详细讲过。刘敏说她爸去世前一个月，跟她提过一次，说‘那年的假条和排班记录别乱扔，也许有人要用’。她当时没当回事。”
陈建国沉默了几秒钟。“你能让刘敏把排班记录和假条的复印件寄到省城吗？”
“可以。”周磊说，“但我得亲自去拿一趟，她不太信任快递。明天上午我去清江县医院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