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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摇了摇头，把册子往回推了推：“九八年的原始登记表，在九九年乡合并的时候烧了一批。”
“烧了？”陈建国抬起头，目光从册子上移开。
“库房漏水，档案全泡了，”民警说，语气很平淡，像是说过很多次这件事了，“一泡就是两天，上面的字全糊了，纸也粘在一起，根本没法抢救。最后只能烧掉。”
陈建国没有追问。他借了户籍室的电话，翻出老会计的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好一阵，那边才接起来，嘟声断了之后先是一阵沉默，然后是一个苍老的男声，声音有点沙哑：“喂？”
“您好，我是省城来查户口的，想跟您打听一个人。”
那边沉默着，过了一会儿，老会计的声音传过来，比刚才慢了一些：“谁？”
“王桂英。”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陈建国握着听筒，能听到那边有钟摆的声音，咔嗒咔嗒的。他等着，心跳不急不慢。他终于听到老会计说了一句：“她住不到一年，又搬了。”
老会计住在镇子东头的旧家属院里。
茶几上铺着一块洗旧的桌布，边角用线缝过。
“王桂英当年迁来的时候，”老会计坐在椅子上，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目光往下看着杯子，“手上牵着一个小男孩。四五岁的样子，瘦，不怎么说话，见了人也不打招呼，就站在她腿后面。”
陈建国拿出笔：“男孩长什么样？”
老会计想了想，目光飘到窗外，像是在回忆里搜寻什么。他盯着一棵石榴树看了好一会儿，才说：“眼睛大，额头宽，眉毛有点浓。左手手背上有一块胎记，青色的，不大，大概指甲盖那么大。”
“胎记？”陈建国手里的笔停了一下。
“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有一次孩子在院子里玩摔倒了，膝盖磕破了皮，王桂英跑过去给他擦药。她拉着孩子的左手消毒，我正好路过，看见了那块青记，就在虎口往上一寸的地方。”老会计说完，端起搪瓷杯喝了一口水，嘴唇抿了抿。
“王桂英在西河镇住了多久？”苏晚问，身体微微前倾。
“不到一年。九九年夏天搬走的。走的时候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第二天早上我去她家门口一看，锁换了，屋里搬空了。我隔着窗户往里瞅了一眼，就剩一张破床，别的什么都没了。”老会计握着杯子，指节微微发白，“邻居说她夜里走的，搭的是一辆外地面包车，白色，挂的省城号牌。具体几点走的没人看见，但邻居起夜的时候听到引擎声和关车门的声音。”
陈建国身体微微前倾：“您记得车号吗？”
“没看清。”老会计放下杯子，在膝盖上搓了搓手，“天太黑，又是凌晨，哪看得清号牌。但我记得那年夏天，有人来镇上找过她。”
“什么样的人？”
“一个女人。短发，戴银镯子。穿一件灰色的确良衬衫，口音听不出来是哪里的，说话很客气，但问的问题很细，连王桂英平时什么时候出门买菜她都问。”
陈建国和苏晚在街边小饭店吃面。面是手工拉的，汤头咸了，葱花切得粗，有的还连着根。苏晚用筷子把碗里的葱花拨到一边，低着头，筷子在汤里搅了两下：“沈桂芝找过她。”
陈建国没接话。他放下筷子，看着碗里的面汤。汤面上的油花慢慢聚成一个圆，又散开。他看了很久，才说：“如果王桂英带着孩子走了，沈桂芝为什么还要来？她应该比谁都希望王桂英带着那个孩子彻底消失。人走了就是走了，再追过来反而多此一举。”
苏晚沉默了一会儿，说：“也许沈桂芝来，不是为了找王桂英——她是来找那个孩子。”
陈建国把筷子搁在碗沿上，掏出手机，拨了许青岚的号码。铃声响了六声，那边接起来，背景音里有人在说话。他说：“青岚，帮我查省城九九年夏天的出租车或面包车出境记录——白色的。”
电话那头许青岚答应了一声，说会尽快回复，还补了一句“你那边有消息了也跟我说一声”。
陈建国挂了电话。他刚要把手机放回口袋，对面苏晚的筷子停了一下，汤碗里的热气扑在她脸上。她说：“不用查出租车了。”
她抬起头，眼神很平静，没有惊讶，也没有犹豫：“九九年夏天有另一件事——机械厂家属院那个总机，八月份换过一次线，线路改造中把九八年九月到九九年七月的长途通话记录清除了。”
陈建国握着筷子的手停住了。他抬头看着她。
“你什么时候查到的？”
“昨天晚上，”苏晚说，把筷子搁在碗沿上，“我在你翻手册的时候打的电话，给以前在邮电局的一个退休师傅问的。他说九九年那次线路改造是上面统一安排的，各个厂区的总机都得换，机械厂家属院是八月初换的，通话记录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