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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放下碗，从包里掏出笔记本。他翻到记录林德福那页，用指腹在纸面上来回摩挲，像在确认什么。苏晚端着水坐回桌前，目光落在笔记本磨损的边角上，那层皮已经磨得发白，边角翘起来，露出里面泛黄的纸板。
“线路改造清空了林德福那通电话的底账。”陈建国在纸上画了一道横线，笔尖用力，纸都划出了痕迹，“改造八月初开始，九月中旬换完，正好卡掉九八年九月到九九年七月。”
“刚好卡住沈桂芝打电话的时间段。”苏晚放下水杯，杯子在木头桌面上发出轻轻的声响。她看着陈建国，手指不自觉地敲着桌面，一下一下，节奏越来越慢。
两人从面馆出来，去了派出所户籍室。阳光照着马路，水泥路面热气腾腾，路边的梧桐树叶都耷拉下来。陈建国出示介绍信，报出王桂英的名字和迁入时间。民警翻开底册，纸页翻动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九八年十月迁入，九九年七月迁出，迁往省城，没有具体地址。”
陈建国凑近看，目光顺着表格一行行扫过去。备注栏有一段白色涂改液盖住的字，白色的涂改液已经泛黄，边角斑驳，上面重新用黑色墨水写了“户籍注销”四个字。墨水的颜色比旁边的地方深，笔迹也生硬。
“这里改过。”陈建国指着那处涂改，手指悬空，没有碰到纸面。
民警看了一眼，探过头来，眼睛眯着：“可能是写错了涂掉的。”
陈建国没有接话，继续往下翻。他的指尖停在另一页，翻到王桂英原始底册页，原本写着“子，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生”，涂改液盖过后重写成了“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生”。涂改液经办人签章，没有修改日期。
“复印这一页。”陈建国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民警犹豫了一下，手指在纸张边缘敲了敲，目光在陈建国脸上和底册之间来回移动。他拿起底册，转身走进里间，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两分钟后出来，复印了一份递过来。复印纸还带着温度，边角有点卷。
苏晚说：“九八年条例规定底册涂改必须附签章和修改日期。”她的声音不高，但很有力，像在背一条法律条文。
民警靠在椅子上，椅子发出吱嘎的声响：“当年合并乡，人手少，档案乱。不少人调走了，来不及走正规程序。”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天花板，像是在回忆什么。
陈建国翻到底册最后一页，纸角有一行铅笔备注，字迹歪歪扭扭：“九九年七月经办人辞职。”铅笔的印记已经很淡，有些地方磨得看不清了。
“经办人是谁？”
民警翻了本旧登记簿，封面上写着“经办人登记”，纸张泛黄，边角卷起来。他一页页翻着，指尖划过一个个名字，最后停在一页：“王桂英这个案子李明经办的，后来换成张振华。张振华九九年七月辞职，档案调走了，查不到联系方式。”
陈建国复印了这一页，道了声谢。他把复印件折好放进口袋，跟苏晚一起走出户籍室。
站在派出所门口，苏晚用手挡住额头，阳光透过她的指缝照下来：“经办人辞职，王桂英八月初搬走，前后不到半个月。”
陈建国靠在门框上，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街角：“那个人知道底册有问题才跑，跑之前改了孩子出生年份。”他看了眼手表，表盘上的指针指向三点十分，“去旧居委会。”
旧居委会在巷子尽头，一排红砖平房，墙根长着青苔，窗户上的油漆剥落了一大片。一个六十出头的老头开的门，穿着白背心，拿着蒲扇，背心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的字样。他打量着来人，目光警惕。
陈建国出示王桂英的照片。照片已经有些发黄，边角折了，但人脸还清晰。老主任端详片刻，蒲扇停了，露出回忆的神情：“这个女人我记得。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不怎么跟人来往，搬来不到一年，九九年夏天走的。那天早上我碰见她，提着两个尼龙袋站在门口等车，我问她去哪儿，她说去省城。她当时的表情我记得很清楚，眼睛
“孩子呢？”
老主任想了想：“她说先送亲戚家了。那孩子五六岁，瘦瘦的，不爱说话，每次都躲在她身后，头低着，从不抬头看人。我记得有一次我从他身边过，他吓得缩了一下。”
“搬走前有什么不寻常的事？”
老主任拍拍蒲扇，想了半天：“搬走那天上午，街口停了一辆省城牌照的白面包车，白色，车窗贴着深色膜，贴得很黑，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我骑车买菜回来，车就不见了，街口空荡荡的，连个车印子都没留下。”
“那几天有人往她家送过东西吗？”
“有。”老主任点点头，眼睛亮了一下，“搬走前那几天晚上，有人往她家门口丢了一个旧书包，深蓝色，帆布的，背带断了一根，打的结。里面装着几件小孩衣服和一双新鞋，运动鞋，白色的，鞋底干干净净，像是没穿过。”
“书包还在吗？”
“早没了。”老主任摆摆手，“王桂英搬走后我打扫她家门口，还剩一个咖啡色鞋盒，纸板都压变形了，我本来想扔了，后来放柜子里没管。”
陈建国问：“鞋盒还在吗？”
老主任转身走进屋里，从墙角铁皮柜里翻出一个咖啡色硬纸板鞋盒，盒面上的印刷图案已经模糊，褪得几乎看不清，边角压皱了，一条胶带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