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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把便签纸翻过来看了三遍，背面那个残存的“桂”字，笔画几乎磨没了，但最后一笔的拖尾还在。他想起昨天在面馆老板那里听到的话——王桂英出院当天，抱走一个孩子。
“查王桂英。”他说。
苏晚没多问，直接翻出县医院九八年七月住院登记底册的复印件。纸张发黄，钢笔字褪成暗蓝色，但写得还算清楚。她手指顺着名单往下移，停在一行记录上。
“王桂英，女，年龄三十二岁，职业栏空白，入院时间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出院时间七月二十七日。住址栏写的是清江县红旗乡王家村。”
陈建国凑过去看了一眼。三十二岁，无业，住红旗乡。红旗乡离县城四十里路，乡道不好走，一个农村妇女为什么跑到县医院生孩子？他脑子里转了一下，没急着下判断，转身看周磊。
周磊已经拨通红旗乡政府的电话。响了好一阵才接通，对面是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乡音。周磊报了身份，问了王桂英的户口情况。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男人翻了一阵什么东西，在电话里说：“王桂英，九八年十月迁出，迁往外省临县。”
“迁出记录上写具体地址了吗？”周磊问。
“没有。”男人说，“就写了迁往外省临县，具体哪个镇哪个村，没写。”
“底册还有没有？”
“九八年的是老档案，乡政府搬过一次家，有些卷宗找不全了。”
周磊挂了电话，看了看陈建国：“迁出了，迁往临县，但具体地址档案不全。时间点卡得很紧——七月二十七日出院，不到三个月就迁走了。”
“安排好的。”陈建国把便签纸收进口袋，“王桂英出院那天抱走孩子，九八年十月迁出本地。她是被人安排离开的。”
“那个补缴产房占用费，”苏晚说，“是封口费的一部分。”
陈建国点点头。他走到窗户边，看着楼下街道上往来的人流。王桂英是一个农村妇女，无固定职业，为什么偏偏是她抱走孩子？孩子是谁的？她抱走之后，孩子去了哪里？
“走，去红旗乡。”他转身拿起外套。
周磊开车，两人上了省道。路两边是连绵的农田，水稻刚抽穗，绿得发亮。陈建国靠在副驾上，闭着眼睛想那条时间线。沈桂芝七月二十五日进产房，王桂英同一天入院。林秀珍也在那间产房里。三张床，两个产妇，一个戴着银镯子的女人。
车子开了一个多小时，拐进一条窄乡道，路两边是成排的杨树。又开了二十多分钟，才看到红旗乡的镇子。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从南到北，街两边是灰砖的旧房子，乡政府大院在主街中段，门口立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红漆褪了一大半。
陈建国和周磊走进大院，找到档案室。档案室的门锁着，门上贴着一张纸条：“查档请先登记”。他们又找到乡政府办公室，一个中年妇女坐在桌子后面，手里捧着一杯茶，看见两个陌生人进来，放下杯子，问他们找谁。
“找管户籍的老会计。”周磊说，“九八年在王桂英户籍那栏签字的那个。”
中年妇女看了他们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门口，朝后院的方向指了指：“老会计早就退休了，住在大院后面那排平房里，最东头那家。”
陈建国和周磊出了大院，绕到后面。平房前的院子里种着几棵辣椒，一株葡萄藤爬在架子上，叶子密密匝匝的。老会计正坐在院子里择豆角，头发全白了，穿着一件旧格子衬衫，袖口卷到胳膊肘。看见有人走进院子，他抬起头，眼睛眯了一下。
“你们是哪里的？”他问。
陈建国拿出证件，报了自己的单位和来意。老会计听了，没马上说话，继续低头择豆角，择了几根之后，才说：“王桂英？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你记不记得她这个人的具体情况？”陈建国蹲到他旁边，放低了声音。
老会计停下手里的动作，看了他一眼，目光闪了一下，像是想起了什么不太愿意回想的事。他把手里的豆角放在盆里，站起来，走到葡萄架磊坐。
“记得。”他说，“因为九八年九月，有人来乡政府查过她的底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