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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把纸条折好放进内袋，走出红砖楼。夜风吹过来，带着槐树花的味道，甜得有点腻。他站在台阶上停了一下，抬头看了一眼档案室的灯，灯还亮着，但整栋楼里已经没有人了。
周磊在车旁等他，手里拿着一张传真复印件，车顶灯的光照在他脸上，眉头拧着：“赵卫东的血型查到了——九八年体检表复印件，A型。”
陈建国拉开车门没马上坐进去，站在门边想了想。纸片上写着RH阴性A型，赵卫东是A型，但RH阴性这个标记——全省九八年只有两个人，姓赵的和姓沈的。姓赵的如果不是赵卫东，那只能是另一个人。
“体检表是哪家医院的？”他问。
“省城三院，九八年十月。”周磊把复印件递过来，“赵卫东入职供销社时做的，盖了章。”
陈建国接过复印件，借着车顶灯细看体检表。姓名栏写着赵卫东，血型栏写着A型，RH栏空着没填。他把纸还给周磊，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没说话。
周磊上了副驾，等了一会儿才开口：“RH阴性是稀有血型，全省九八年只有两个人，一个姓赵，一个姓沈。纸片上写的是RH阴性A型——”
“姓赵，”陈建国说，“但不是赵卫东。”
他把车开出红砖楼的巷子，拐上主路。路灯的光一段一段照进来，仪表盘上的纸片在光里反着白。他脑子里反复转着三个字：赵卫东不是RH阴性。纸片指向的姓赵的人，不是赵卫东。那会是谁？赵卫东的父亲？赵卫东的母亲赵月娥呢？
“我想起一件事。”周磊忽然说，“赵卫东他妈，赵月娥，九八年病假之前做过一次体检。”
陈建国看了他一眼：“你怎么知道的？”
“刚才查赵卫东体检表的时候，老会计顺嘴提了一句。”周磊说，“他说赵月娥住院那段时间，医院给她做过全面检查，血型报告也留了底。”
但那纸片上的字，是谁写的？为什么写她的血型？
他把车停在建设路旧职工楼的巷口，熄了火，没下车。他看着车窗外那栋灰色的老楼，楼里的灯已经灭了大半，只有三楼一户亮着，灯光透过旧纱窗，照在晒台上的一盆蔫了的绿萝上。
“你说的那个助产士，住三楼？”他问。
“对，西户。”周磊说，“她退休之后一直住这儿，不怎么出门。我让她儿子打过招呼，她在等。”
陈建国推开车门，朝楼门口走去。到三楼，西户的门虚掩着，门缝里漏出一线光。
他敲了两下门。
女人的头发用发卡随意夹着，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睡袍，手腕上戴着一只老式电子表。她看了陈建国一眼，脸上的表情从警觉变成了辨认，再变成一种不算友好也不算拒绝的冷。
“你是陈建国。”她说，是陈述句，不是问句。
“是我。”
女人把门拉开，让他进去。屋子不大，客厅里摆着一张老式沙发和一台旧电视，沙发扶手上搭着一件洗得发硬的工装，衣领上还有清江县医院的旧标志。她没请他坐，自己先坐到沙发上，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才开口：“你找我，是为了九八年的事。”
陈建国站在茶几前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茶几上。
助产士低头看了十秒，没说话。
“她是来帮忙的，不是我们院的。”她说。
陈建国站着没动：“谁让她来的？”
助产士没有马上回答。她把睡袍的领子拢了拢，看了一眼窗外，又看了一眼茶几上的照片，嘴唇抿了一下，像是在咬一个答案的边。最后她说：“赵姐的朋友，赵姐让她来的。”
“赵姐是谁？”
“赵月娥。”
陈建国把照片收起来，从口袋里掏出纸片，放在茶几上，纸面上写着“RH阴性A型”。助产士看了一眼，眼神没有变，但她手指动了一下——指尖在膝盖上敲了一下，很小的动作，像是被什么话顶到了嗓子眼。
“这个血型，是赵月娥的？”陈建国问。
助产士看着纸片，停了几秒，说：“你查到这个了。”
“纸片上写的是RH阴性A型。全省九八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姓赵的，一个是姓沈的。”
助产士抬起头看他，目光变得复杂，像是想说什么，又在衡量该不该说。
“你还要问什么？”
“那个戴银镯子的女人，叫什么？”
她低下头，看着杯子里的水，水在杯子里晃了晃，灯光从杯壁透过来，照在她脸上，把皱纹照得很深。
“她姓沈，但不是沈兰。”她说。
陈建国看着她：“沈兰是谁？”
“沈兰是赵月娥的远房表妹，清江县医院的护士。”助产士说，“九八年初来上班，八月走人。你查到的那个，是她。”
“那戴银镯子的女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