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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站在路灯下，把手机屏幕对着笔记本。苏晚指着工资表复印件：“六月那一栏，备注写‘外出培训，由家属代领’——赵艳的家属怎么会是林秀珍？”
风把纸边吹卷起来，他用手指压平，又看了一遍那几个字。钢笔蓝墨水，笔画工整，代领人栏里“林秀珍”三个字笔迹清晰，没有犹豫，也没有涂改，像下笔时心里很有底气。他把复印件翻过来，背面空白处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道压痕，是钢笔写字时用力过猛留下的。
“她要是知情，不会让那把伞留下。”陈建国摇头，目光还落在纸上，“但代领这个备注——是谁填的？”
苏晚没有回答。她从帆布袋里抽出另一张纸，是赵艳那个月的考勤表。纸边有订书钉眼，三排，钉子锈了，留下褐色的圈印。表上写着赵艳请了十五天假，理由栏里填的是“回老家”，三个字挤在一起，像写的地方不够。审批人那一栏的签章模糊不清，只能看出一个“林”字，上半截笔画淡了，下半截压在纸面上，墨迹渗进纤维里，像雨水洇开的痕迹。
“审批人可能是林德福——他当时管过人事。”苏晚把考勤表翻过来，背面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像被人刻意擦过。
陈建国没有说话。他把两张纸收进帆布袋，拉链拉到一半又停下，手指卡在拉链头上。过了好一会儿，他问：“厂里管人事的不止林德福一个人吧？”
“对。还有一个人，姓胡，调到省城去了。”苏晚说着，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但我找到赵艳当年的室友了。退休职工，住在河西老小区，三楼，没电梯。我敲了两次门才开——她耳朵不好，戴助听器的。”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完全亮，陈建国和苏晚已经站在河西老小区门口。小区里的梧桐树歪歪扭扭地长着，树皮剥落，露出灰白色的木质，像老人的腿。三楼东户的门铃坏了，按钮掉了，只留下一根裸线，铜丝露在外面，手一碰就扎得生疼。陈建国敲了三下，门开了。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站在门里，穿着灰色针织衫，袖口磨得发光。她手里攥着一把豆角，豆角两头已经掐了，露出嫩绿的断面，豆子饱满地鼓在荚里。她听明来意，沉默了一会儿，转身走到客厅，在一把藤椅上坐下。藤椅的扶手磨得光滑，颜色变深，像手掌常年握在那里留下的印记。
“赵艳那丫头，走之前把一张存折塞给我。”老太太一边择豆角，一边说话，豆角在她手里咔嚓咔嚓地断成几截，“让我转交一个人。”
陈建国蹲到她面前，目光与她平齐：“转交给谁？”
老太太择豆角的动作停了一下，豆角在手里弯成半月形，指节上沾着泥。她看着手里的豆角，没有抬头，声音很低，像在自言自语：“她说，要是有人来查，就给姓沈的。要是没人来，就烧了。存折是清江县储蓄所的，活期，里头没有多少钱，就八十多块。她塞给我那天是晚上，下着小雨，她站在我家门口，头发湿了，衣服肩膀那块也湿了，递存折的手在抖。”
苏晚问：“存折现在在哪？”
老太太把择好的豆角放进一个搪瓷盆里，盆底磕了一下桌面，发出沉闷的声响。她起身走进卧室，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手里捧着一个铁盒。铁盒表面锈迹斑斑，锁扣长了绿色的铜锈，锁芯锈死成一团，盖子边缘翘起来，像被撬过。她拿了一把剪刀，用剪刀尖撬锁舌，锁舌弹开时发出刺耳的金属声，在房间里回荡。
盖子掀开，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股铁锈味，混着旧纸张的霉味，空荡荡的，盒底有一层灰褐色的纸屑，像被虫蛀碎的。
老太太看着空盒子，手停在半空中：“存折三年前被人取走了。取钱的人拿的是赵艳的身份证——那时候她已经死了一年。我报过案，派出所来查了，说没法追。那个民警站在我家客厅里，拿着本子记了几笔，说他会上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