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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清禾翻到下一页，纸页中间夹着一张纸条。纸条折了两折，展开后里面只有半句话，用钢笔写着：“人已转——不可查。”
字迹很潦草，像是写的时候很匆忙，最后的“查”字那一竖拖得很长，几乎划穿了纸面。
沈清禾抬起头看着林秀珍。
林秀珍不再剥瓜子了，双手交握放在桌上，手背上的青筋鼓得很明显。她压低声音说：“你妈不是病人——她是被安排做体检的那个人。”
沈清禾没有接话，等着她把话说完。
林秀珍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压得更低了，几乎只有气声：“做体检的那天，我父亲在场。”
沈清禾把病历本合上，手指按在封面上，指甲陷进纸里。她正要问什么，林秀珍忽然从椅子上站起来，脸上的表情在一瞬间变了。
“有人来了。”
林秀珍说完这句话，没有解释，猫着腰从桌子侧面绕过，推开后门就出去了。动作很快，不像一个瘦成这样的人能有的速度，连那袋瓜子都没有拿。
沈清禾还没来得及站起来，炒货店老板已经从外面掀帘子进来，手里端着一壶滚烫的开水。他看见沈清禾一个人坐着，愣了一下，嘴里念叨了一句：“林秀珍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走。”
沈清禾没有回答，站起身把病历本塞进包里，从后门出去。
后门通着一条窄巷子。巷子里没有人，林秀珍的身影已经不见了，只有地上几粒散落的瓜子壳。沈清禾沿着巷子走了几步，在拐角停下来，掏出手机给林秀珍拨了一个电话。响了铃，没有人接。
她没有再打。从包里翻出那个病历本，用手指摸着封面“桂”字被改过的地方，指尖在纸面上来回磨了两下。她蹲下来，靠在墙上，翻开病历本看了几页。
里面的内容跟林秀珍说的一样——记录的不是治疗过程，而是一份确认说明。她翻到最后一页，发现最后一页的纸页边缘被撕过，缺了一角。撕得很整齐，不是手撕的，是用刀片裁的。
沈清禾把病历本合上，站直身子。正午的光线从巷子顶上照下来，在地面上投出了一道锐利的光影。她抬起头看了一眼巷子尽头，那里是老街的丁字路口，三轮车已经不见了。
她没有回医院，直接绕到福利院旧楼后墙。早上和陈建国发现铁皮箱的位置，她蹲下来重新检查了一遍下水管道砖缝。
砖缝里卡着一小块塑料片——不是之前糊上去的水泥灰，是崭新的。她用指甲挑出来，塑料片正面印着“医用一次性封条”几个字，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个日期：1998.04.15。
她盯着那个日期看了很久——那是她母亲第一次化疗开始的前一天。封条说明这个位置被人打开过，而且打开的人用了医用标准封条重新封口——不是普通人干的，是医院内部的人，手里有后勤材料和工具。
她正要站起来，手机响了一声，是陈建国发来的短信：“护士长的电话别接。我刚知道，她丈夫是福利院后勤科的人。”
沈清禾抬头看了一眼福利院二楼的窗户——窗帘拉开的缝隙里，有一张女人的脸正对着她。
她没有多看，低头把封条收好，转身快步离开。
傍晚，沈清禾和陈建国在茶楼包间碰头。
陈建国把一张名单摊在桌上，上面写着“福利院九五年后临时用工名单”。他指着名单上一个人的名字——“刘兰芝”三个字被红笔圈了出来。
“这个签的章，你看笔迹。”陈建国把名单推过来，“跟你在铁皮箱里发现的那张登记表上‘沈桂芳’签章的字形，完全一样。是同一个人写的。”
沈清禾拿出林秀珍给的病历本和封条，放在桌上。陈建国拿起来翻看了一遍，看完之后沉默了很久。
“你妈化疗那段时间，林秀珍有没有来找过你？”
沈清禾愣住了，然后摇头。她想了想，补了一句：“林秀珍住院待产那阵子——1998年7月——我妈正好在化疗后期。”
陈建国的眉头皱起来。他把名单翻过一页，背面贴着一张旧通知——1998年6月福利院职工体检报告，落款写着“同意转入编外”。
签章人姓名，正是林秀珍的父亲林德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