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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握着话筒,听见公用电话里那声“红色自行车”,手指在话筒上捏紧。他张口想问什么,那边已经挂断。挂机声清晰响亮,在邮电局大厅里回荡,震得他耳膜发麻。他放下话筒,手指没有马上松开,站在原地愣了两秒钟,然后快步走到柜台前:“同志,刚才有人用这台机子给我打电话吗?”
柜台后的老邮递员抬头看了他一眼,把老花镜往下推了推:“几号机?”
“门口那台。”
“没人打。”老邮递员合上手里的登记簿,摇了摇头,“那台机子响了一下午,刚才才停。我一直在这儿坐着,没见人过去接。”
陈建国皱了一下眉头。郊外那条线和市话交换局的交接箱,信号是怎么进来的?无人接听。他深吸一口气,再拨一次。还是无人接听。
他在邮电局门口站了一会儿,风吹动电线发出嗡嗡声,头顶上的梧桐树被风吹得哗啦响。他跨上摩托车,没急着点火,先低头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最后一根烟叼在嘴上,然后把烟盒翻过来,盯着背面那行字——写着“红色自行车”。他盯着那四个字看了一会儿,烟雾从嘴角飘出来,被风吹散。然后从夹克内袋抽出一支圆珠笔,在没有写错字,才把烟盒折好放回口袋,拧着油门往福利院旧楼的方向骑。
摩托车在巷子里穿行,路面坑坑洼洼,他一路上都在想那个声音——女人的声音,略带沙哑,像是常年抽烟的那种嗓音。
旧楼铁门上锁着一把黑色挂锁,锈迹斑斑。铁门右侧有一间传达室,窗玻璃蒙着灰,遮阳布已经褪成了灰白色。陈建国把摩托车支在墙边,走过去敲门,连敲了三下,里面半天没人应。他又敲了几声,力道加重了些,窗户才从里面推开一条缝,一个老头探出头来,眯着眼打量他:“找谁?”
“师傅,我想打听一下。”陈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没拆封的烟,递过去一根,“前几天是不是有个骑红色自行车的女人进过院子?”
老头没接烟,先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目光在他脸上来回扫了几次:“你哪个单位的?”
“我是她亲戚。”陈建国把语气放平,尽量显得随意,“她跟我说过要来这边办事,我找她有点急事。”
老头想了想,把窗户推得更开一点,露出一角白色搪瓷缸子,缸子里的茶水已经泡得发黄。他伸手接过烟,别在耳朵后面:“有个女的上周来过。骑车来的,红色的凤凰牌,前面有个车筐。她不认识路,还在门口问了我一趟。”
“她长什么样?”
“四十多岁,短发,比齐耳长一点。穿一件深色夹克,拉链拉到头那种。挺瘦的,个子不高,大概一米六出头。”老头把门打开一道缝,侧身让出一点空间,“那天下午来的,进去不到半小时就出来了。我在传达室打瞌睡,听到铁门响才醒过来。”
陈建国在心里记下这些特征。四十多岁,短发,深色夹克,一米六出头。他问:“她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东西了吗?”
“拿了一个黄皮纸的大信封,鼓鼓囊囊的,大概有这么厚。”老头用手比了一个两三厘米的厚度,“她从那边出来的。”他指了指院子左侧的一排平房,“她是从那排房子出来的。早年间福利院的仓库就在那边,现在都封着,库房锁都锈死了。”
“她进仓库了?”
“不知道。我只看见她从那边方向出来,手里拿着信封,走得挺快,低着头,没往我这边看。我当时还想,这女的也不锁门。”老头又看了陈建国一眼,“你们家亲戚在这儿干过活儿?”
“可能吧。”陈建国含糊地点了点头,没接话。
他转身往平房方向走去。铁门落了锁,锈迹斑斑的铁链挂在门闩上。墙角有一辆废弃的斗车,车斗里积着一摊干透的雨水,水底沉淀着一层暗红色的铁锈。他蹲下来,用手在地上的浮土里翻找了一下。土面很干,没有留下明显的脚印。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回到传达室窗口:“那女的后来还来过没有?”
“没有,就那一次。”老头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润了润喉咙,“不过她走的时候,自行车后座多捆了一个编织袋。灰色那种,别人搬家用的编织袋。”
“多大?”
“不大,大概装一个西瓜那么大。”
“鼓不鼓?”
“鼓,里面东西不少。”老头放下缸子,“我特意看了一眼,因为来的时候我见她后座是空的,走的时候多了一个袋子。她往车上一绑就走了,没多停。”
陈建国心里又记下一个细节。他道了谢,骑上摩托车掉头离开。骑出福利院那条巷子后,他把车停在路边一棵老槐树下,掏出手机,打开短信存档。那句“他写完材料那天,福利院旧楼门卫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进了院子”和刚才老头说的“她走的时候自行车后座多捆了一个编织袋”在脑子里叠在一起。编织袋带走了东西——不是送进来,是拿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