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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没有马上接那个铁盒。
他坐在八仙桌边，手肘撑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前倾，像是一台机器突然被拔了电源。桌上的搪瓷杯里还剩半杯凉茶，茶汤表面浮着一层灰黑色的茶叶碎末。
“她走之前托人送到厂里，说是给我的。”母亲说，声音比刚才稳了一些，手指在铁盒盖上轻轻摩挲着，指腹沿着边角的掉漆处来回蹭了几下，“信里写的是什么事，我当时不知道。打开看了，才知道她为什么要写。”
陈建国伸手把铁盒拉到自己面前。铁盒是旧的，军绿色，边角有几处掉漆，露出底下的银灰色铁皮。盒盖中央有一个五角星的凸印，烫金已经磨得快看不见了，但摸上去还能感觉到那道棱线。他把指甲卡进盒盖和盒身的缝隙里，往回一翘，盖子“嗒”一声弹开。
铁盒里面铺着一层旧报纸，报纸已经黄透了，边上碎成一片一片，有些地方一碰就掉渣。报纸上面放着一张折好的信纸，信纸是旧式红格信笺，跟厂办用的那一批很像，但纸质更薄一些。他展开信纸时很慢，像是怕用力一抖纸就会从中间裂开，大拇指压着纸边，食指和中指一点点把折痕撑平。
每个字都用力挤在格子正中央，像是怕写偏了一丁点就会被谁发现。
信里只写了一件事。1994年7月23日深夜，她不是护士长，是被林德福临时从家里叫去的。那天晚上她本来已经睡了，林德福骑自行车到她家门口敲了十多分钟的门，敲得邻居家的狗都叫了起来。她骑车赶到医院，进了产房，看见的不是产妇，而是林德福和一个女人站在办公桌旁，桌上放着一份已经填好的产检登记页。林德福让她在“护士长签字”那栏签自己的名字。她不肯签，林德福说产妇情况紧急，公章第二天补。她最后还是签了。签完字后她注意到桌上还有一张产妇的临时身份证复印件——名字不是沈桂芬。
她写了那个产妇的真实姓名。但墨水在“姓”字后面洇开了，后面两个字被一块褐色的污渍盖住，只能认出姓“林”。那块污渍像是水滴上去之后又干了，纸面皱成一团，字迹彻底糊掉了。
信写到末尾时，笔迹明显更乱了。最后一行位置，她多写了一行字——写完之后又用笔横着划掉了。划掉的那行字笔画很重，几乎把纸划破，能看出来是用力到极点的横线，笔尖把纸都刮出了毛茬。横线的空隙里还能隐约辨认出原来的字：“这块石头压了这么多年，该翻了。”
然后她换了一行，重新写，字写得比前面更慢，更用力，笔画却稳了一些：“请你别翻。”
陈建国看完最后一个字，把信纸轻轻叠成原来的折痕，放回铁盒里，盖上盖子。他抬起头的时候，母亲还直直地盯着他，目光一眨不眨，像要看穿他脸上的每一丝表情。
“你打算怎么办？”她问，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绷得很紧，像一根拧到极限的绳子。
陈建国没有答话。他用拇指轻轻扣着铁盒盖上的五角星，凸起的棱纹硌着他的指腹生疼，那股疼痛顺着指节一直传到手腕上。
母亲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攥成拳又松开，反复了好几次，指节泛白后又慢慢恢复血色。“她写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那天晚上她来找过我，在厂门口等着，等到我下夜班。”
陈建国的拇指停在五角星上，指腹被棱线勒出一道浅浅的红印。
“她跟我说了大概。”母亲的声音低下去，像是怕被院子里的人听见，她甚至转头看了一眼厨房后窗的方向，“她说林德福让她签的那张纸上，写的产妇名字不是真的。”
陈建国没有接话。他把铁盒推开了一点，推到桌角，铁盒边缘磕在搪瓷杯上，发出一声轻响。
她转过身，走进厨房，拿起案板上的菜刀，开始切一把韭菜。刀刃落在案板上的声音很稳，一刀一刀，节奏均匀，刀刃每一下都落在同一个角度，切出来的韭菜段整整齐齐。
陈建国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靠着门框，没有进去。光线从厨房后窗照进来，打在母亲的肩膀上，她低着头切菜，后颈上的几根白发在光线里特别显眼。
父亲从院子里走进来，裤腿上沾着泥点子，脚上趿着那双穿了好几年的塑料拖鞋。他站在灶台边，拧开燃气灶，把水壶坐上去。
“爸。”陈建国喊了一声。父亲没有回头。
“她说不敢。”父亲把水壶的盖子掀开看了看，又盖上，盖子磕在壶口上发出“咣”的一声，“不是因为怕林德福，是怕开了这个口，以后陈家就不再只是欠林家一个人情的家庭了。”
陈建国没有说话。
“你妈不敢跟我说这么多年。”父亲说，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她不说，我也就没问。但我知道有东西在那。”
水烧开了，蒸汽从壶嘴里喷出来，白色的水汽在灶台上方弥漫开来。父亲把水壶提起来，壶底在灶台上磕了磕，把开水倒进碗里。他端着碗转过身，站到陈建国面前，把碗递给他，碗底很烫，隔着碗壁都能感觉到热度。“现在不怕了。陈家清了。剩下的账，你想怎么还就怎么还。你爸还在，不怕。”
陈建国接过碗，碗很烫，他两只手交替换着端。低头看着碗里的水，水面上映着日光灯管的白光，水面轻轻晃荡，那光也跟着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