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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晚在旁边蹲下来，没有看手机，放下挎包，从包里掏出保鲜膜，又从工具车里拿出折叠铁锹，在墓碑两侧轻轻铲了一下。土不厚，被雨水泡过，又让太阳晒干了几次，表面裂着一道道细纹，铁锹一铲就开了。她往下铲了大约二十厘米，铁锹刃突然碰到一样硬物，发出一声闷闷的响。她放慢速度，把铲刃上的土拨开，露出来一个玻璃广口瓶——是那种老式水果罐头用剩的，瓶口用蜡封着，蜡被泥土浸成了褐色，但封得严严实实，蜡面上还有一圈圈的手纹印。瓶里塞着一卷发黄的纸，纸卷贴着瓶壁，隐约能看见蓝色的墨水印子。
苏晚戴上手套，把瓶子轻轻捧出来，用刀片小心地刮开蜡封。蜡片在刀片下碎成几块，掉进土里，露出瓶口的螺纹。她拧开瓶盖，瓶里没有潮气，封得好，里面的纸没有发霉，只是边缘有些泛褐。她把纸卷抽出来，展开时有一些碎末掉下来，纸面已经发脆，但字还没有糊——钢笔字，蓝色的墨水已经褪成灰蓝，笔迹很细，收笔时习惯性地往上勾，跟通讯录签名上的字一模一样。
“沈桂芬1994年7月24日凌晨”——落款写在纸的最下方，这个日期和那只玻璃瓶一样，被埋了二十多年。
信的内容不长，写了三行半。陈建国蹲着，把纸举到眼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沈桂芬在信里承认：1994年7月23日深夜，她替一位“无身份女人”做了加急产检记录。产妇出血严重，无法留下姓名。她签字用了林德福的名字，因为林德福当晚也在医院，让她“先签，明天补章”。第二天林德福补了章，但把产妇信息那栏撕掉了。她留了一张底页，就是沈清禾饼干盒里那张。她说自己之所以没销毁那张底页，是因为……信写到这里，笔迹顿了一下，墨水在纸面上洇出一个绿豆大的点，然后才接着写下去——“因为产妇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小小的，穿了一下午我织的毛衣就冷了。”
陈建国的手指停在“穿了一下午”那五个字上，没有继续往下看。他想起沈清禾从饼干盒里捧出那件小毛衣时的动作——手指穿过袖管时轻轻的，像是怕把毛衣弄坏了，像是怕毛衣里的暖气散掉。一件织了下午的毛衣，穿在一个刚出生就冷了的孩子身上。
他低下头，把信看完。最后一行的落款处，沈桂芬写了一行小字，不是日期，是一个人的全名——被画了两道横线，像在犹豫要不要写，最后还是没有划掉，只是用横线标了出来。那个名字被墨水覆盖了一部分，但笔画轮廓还能认出来。
陈建国看完那封信，慢慢把纸装回广口瓶，盖上盖子，没有拧紧，放在墓碑旁边。苏晚蹲在旁边，没有看他手里的瓶子，伸手指了一下信纸落款处那个被画了横线的名字。她站起来，拍掉膝盖上的土，说：“这个名字不是产妇的丈夫。”
陈建国抬起头。
“是林德福自己写的。”苏晚说，声音很平静，像是早就知道了。“他写自己的名字，犹豫了两下，最后还是写上了。如果真是产妇丈夫的名字，他不会犹豫，更不会画横线。”
陈建国的手机屏幕还亮着，沈清禾的电话没挂。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陈建国以为她已经挂断了。然后沈清禾的声音传过来，比之前慢了一些，像是在用嘴唇一个字一个字地咬出来：“那瓶子里面的那个名字，你认识吗？”
陈建国没说话。
“他是我爸的名字。”沈清禾说，顿了一下，声音哑了一截，“但他不是林德福。”
远处坟地入口，一辆摩托车熄了火，骑手没有下车，头盔面罩压得很低，引擎的声音在空旷的坡地上停了，只剩下风吹柏树枝丫的声音。陈建国抬起头，朝入口方向看过去。车是黑色的，油箱上贴了一道银色的反光条，后轮挡泥板上沾着一层干泥，车牌尾号是那些数字——他认出来了。是昨晚从饭店门口盯过来的那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