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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站起来，把手里的东西翻转过来让她看。塑料牌的背面用白色油漆笔写着一行字，被水泥灰糊了大半：“已结算，加班调”。他把塑料牌在裤腿上擦了擦，那些字才勉强能看清。
林秀珍盯着那一行字，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工资条，把上面的“加班补贴”四个字和塑料牌上的字对照了一下。她没急着说话，又把工资条举起来对着光看了看，再低头看看塑料牌上的字。
“白永昌不是主刀人。”陈建国说，声音压得很低，“24.00对应的不是手术费，是调度费。”
林秀珍没有说话。她蹲下来，用手扒了一下墙角的地面，扒了两层草和泥土，手指碰到了什么硬东西。她从灰里捡起一枚巴掌大的塑料图章残片。残片是暗红色的，裂了一大半，表面被泥糊得看不出颜色，但用指甲刮了刮，还能看到残留的几个刻字。她用手把泥抹掉，字迹渐渐露出来——“已结算，加班调”。刻字的手法跟塑料牌上的一模一样，连笔画的倾斜角度都一样。
她把图章残片放在塑料牌旁边，两块拼在一起，严丝合缝。
“同一套东西。”她说，声音有点沙哑，抬头看了一眼已经快要塌了半边的旧库房，又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东西，“有人专门做了这套东西来配合他办事。”
下午两点，两人在旧茶摊碰头。
茶摊在产院旧址斜对面的一片梧桐树荫底下，支着一把褪色的太阳伞，伞面上有几个破洞，阳光从洞里漏下来，在桌面上留下几块光斑。几张铁制圆桌椅，漆面早就磨损了，露出
“调度费怎么解释？”她问。
陈建国拆了一根烟，没点，把烟捏碎了，烟丝从指缝里漏出来，落在桌面上。他看着那些烟丝，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白永昌不是自己想做什么，是有人让他加班调人的。他只是一个执行者，真正做主的是后面的人。”
林秀珍的眼睛抬起来看着他，目光里没有惊讶，只有一种平静的通透。她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凉茶，咽下去之后才慢慢说：“如果是调人，他就不该是主罪方。他反而可能是那个最清楚内情的人。”
“那他现在为什么不出来？”
陈建国把那根碎烟放到桌上，声音低了几分：“因为他怕的不是事情败露，而是那个指使他的人。那个人能让他调人，就能让他闭嘴。他躲了这么多年，不是躲我们，是躲那个人。”
她的目光落在那张拓着地址的白纸上，久久没有移开。她用手指在纸面上轻轻敲了敲，突然抬起头来。
“我不去找白永昌了。”
她把凉茶一口气喝完，把杯子放回桌面，杯子底在铁桌上磕出一声脆响。她站起来，从包里拿出那张工资条的复印件和产检单的复印件，一一叠好，折了三次，折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块。“我把这些东西寄一封给他——寄到产院档案室的旧信箱。他既然留下了那个地址，就是想让人找到的。”
陈建国：“不留寄件人？”
“不留。”
林秀珍转身走到邮局柜台前，花了三分钟写好地址，把纸折好塞进信封里。她站在柜台前犹豫了一秒钟，手指在信封上停了停，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支护手霜——那是白永昌留在窗台收款单上那一管——在信封背面写下了一个字。
“懂。”
她把信封交给柜台，付了邮费，站在柜台前看着工作人员把信放进邮袋里。
下午四点，林秀珍回到临时落脚点。她刚坐下，桌上的电话就响了。
她接起来。
电话那头没有人说话。然后，电话挂断了，咔嚓一声，只剩下盲音。
林秀珍翻看来电显示——一个陌生号码，尾号和她刚才寄信的邮局柜台电话一模一样。
她抬起头看着站在桌边的陈建国。
“邮局的人把信交给他了。”她说，声音平稳得出奇，“他看了。”
陈建国没有说话，只把目光从电话机移向窗外。
林秀珍低下头，手指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圈：“他现在知道我‘懂了’，所以他不会再藏了。下一个联系我的，就是他本人。”
窗外，巷口有一个人影一闪而过。
穿蓝布工装，右手缠着白色医用胶布，胶布边上沾着一点灰，走路的步伐有些急切，很快就拐进了旁边的小巷里。
林秀珍的手在桌面上顿住，目光追着那个人影的方向，眉头慢慢皱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