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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珍走到农贸市场出口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亮了。市场上还没到最热闹的时候，一些摊位还在支棚子，卖菜的正在往摊上摆货，鸡笼子里的鸡咕咕叫，空气里混着菜叶和生肉的气味。
文具摊在出口右侧，一个老式的玻璃柜，上面铺着塑料布，摆着圆珠笔、练习本、橡皮和一沓一沓牛皮纸信封。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戴一顶灰色鸭舌帽，正低头用裁纸刀拆一箱货。他抬头看到林秀珍走近，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手里的刀也不动了。
“你是来拿东西的吧？”老板把裁纸刀放进抽屉里，声音不大，带着点试探的意味。
林秀珍没有回答，只是站在摊前看着他。老板从玻璃柜底下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塑料布上，推到她面前：“白师傅今早五点半来放的，他说你可能会来。”
林秀珍接过信封，没有急着打开。她看了一眼信封的封口——用浆糊粘的，没有胶水印，也没有胶带封住。她用手指捏了一下，里面不是空的，有一本册子样的东西。
“他还说了什么？”她问。
老板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去拆箱子，像是思考了一下该怎么回话。“他说，你看完封面就明白了。”
林秀珍拿着信封走到市场角落的水泥台子边，这才伸手拆开封口。里面倒出一本旧病历封皮——牛皮纸硬壳，上面印着“清江县人民医院”的红字，红漆已经褪了色，右侧写着“96年工装结算”几个字，蓝色圆珠笔写的，字迹潦草，但能认出是白永昌的笔迹。
她翻开封面，内页贴着一张半截的工资条。工资条是黄色单据纸，边缘泛了黄，月份栏写的是“94年7月”，姓名栏被人撕过，只剩下一角纸茬。但工号栏完好，写着“0407”。
林秀珍盯着“0407”这几个数字，手指在纸面上慢慢滑过。她记得清清楚楚，老邮电局的旧门牌上，白永昌家门框上面贴着的那个便签纸上就写着这几个数字——0407，那是他进厂时的工号。
她把工资条举起来对着光看了看，背面有绿色字迹的透印，是扣款栏的复印痕。她放下工资条，翻到封皮内页的夹层处，用手摸了摸，没有夹层开口。她又翻回工资条那一页，把工资条取出来看背面，背面是空白的，没有写字。
但工资条的正面上，“加班补贴”四个字印得很清晰，已经渗进了纸槽里，笔画边缘有微微的晕染。
林秀珍把工资条放回封皮里，合上封皮，抬起头看了文具摊一眼。老板已经拆完了箱子，正在往柜台上摆新到的圆珠笔。他注意到林秀珍在看自己，没有回避，反而冲她点了点头。
林秀珍走回摊位前，把封皮放在玻璃柜上，没有递回去，只是放在上面。“白师傅还留了别的东西吗？”
老板摇了摇头：“就这一本。不过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东西到谁手上，谁就该知道怎么用。’”
林秀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封皮收进自己口袋里，转身走出了农贸市场。
陈建国没有直接去文具摊。他回到临时落脚点，把第一本封皮的内页铅笔字拍了下来，用电话拨通了苏晚的号码。
苏晚在电话那头听完他的描述，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你用手摸一下那个字的收笔处，看看有没有纸张纤维的走向——如果铅笔很钝，纸面会被压出一个槽，槽的两侧纤维会向相反方向倒。”
陈建国把封皮举到窗口，凑近了看那几个字。他侧过光，让阳光从侧面斜射在纸面上，果然，字迹的笔画凹陷处，纸面纤维有两道浅浅的拖痕。
“有拖痕。”他说。
“什么方向的？”
陈建国又看了一遍：“‘个’字的最后一捺，收笔处向左偏了一下。”
苏晚在电话那头嗯了一声，像是在思索。“左手握笔。或者，写字的人右手受伤，用左手辅助支撑了笔杆。”她说，“你之前说过，白永昌右手大拇指有工伤旧痕。如果是旧伤复发，他在握笔的时候就会本能地用左手帮忙稳定。”
陈建国没有说话，他的脑子里已经在想另一件事：白永昌既然右手有伤，他为什么还要写这行字？而且是写在封皮的内页上，用铅笔写，几乎看不清楚。
“还有一个细节。”苏晚说，“你翻开封皮的内页，看看有没有旧收据本上的纸纤维——医院收据本用的纸和普通复印纸不一样，前者是草浆纸，纤维粗，稍微用力就会起毛。”
陈建国翻开第一本封皮的夹层，把内页纸撕下一个小角，对着光看了一会儿。纤维确实粗糙，短而密，边缘有微微的绒毛，不是普通的A4纸。
“是草浆纸。”他说。
“那就是从旧收据本上撕下来的。”苏晚的声音里有了一点确定，“清江县医院94年之前用的收据本，就是这种草浆纸。后来换了供货商，纸也换了。”
陈建国记下了这个细节，挂了电话。他看了一眼手表，决定不去文具摊，而是直接去白永昌的旧居。
老邮电局家属院在清江县城的西北角，靠近铁路线。院子里种了几棵老槐树，树下停着一辆生锈的二八大杠。陈建国走进院子的时候，一楼窗口有人在晾衣服，水滴滴答答落在水泥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