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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看着这个名字，又看了一眼日期——7月24日，夜班。
“那天晚上值班的人里，有白永昌。”苏晚说，声音很轻，但很稳。她把值班表放在桌上，用食指点了点白永昌的名字，“从时间线上来看，他是最早一批值夜班的人。而且你看这里——”她又指了指旁边一个被涂抹的地方，“这里原本应该有署名，但被人涂抹了。我怀疑涂掉的就是代签的署名人。”
陈建国记下了这个名字，然后走出办公室，掏出手机打电话告诉林秀珍。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林秀珍说：“我去找他。”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下午，陈建国和林秀珍按照苏晚给的地址找到了白永昌的住处——县城老邮电局家属院三楼。那是一栋旧楼，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楼道里堆着杂物，有破旧的自行车和废弃的家具。
他们上了楼，走到三楼的房门前。陈建国敲了敲门，声音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了几声。没有人应。
隔壁的门开了一条缝，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警惕地打量着他们。她大概七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她看了看陈建国，又看了看林秀珍，目光在他们身上扫了两遍，然后问：“你们找谁？”
“找白永昌。”陈建国说。
老太太打量了他们几眼，说：“他早搬走了。不过每个周三会回来取信。以前都放在门口的邮箱里，后来邮递员不送了，他就自己来取。”
陈建国正要再问，老太太又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你们是不是医院来的人？”
陈建国心里一动，反问了一句：“为什么这么问？”
老太太缩了缩脖子，像是有些不安。她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然后压低声音说：“去年有个瘦女人也来找白永昌，穿灰绿夹克。她走了之后，白永昌就没再回来过。以前他每个星期都回来，自从那次之后，就变成了每个月回来一次，而且在门口的凳子上坐一会儿就走，像怕被人知道。”
林秀珍听到“灰绿夹克”四个字，手指不自觉地握紧了一些。她蹲下身子，仔细看了看门口的地面。楼道里光线暗，但她还是看出了一些痕迹——门前的脚印有新有旧，旧的蒙了一层灰，轮廓模糊；新的却还保留着清晰的纹路，边缘很清晰。
她站起来，对陈建国说：“上楼的脚印是新的，但都是往下走，没人上来。”
确实，地上的脚印都是向外走的，没有向内进入的痕迹。这说明昨晚有人从里面出来了，但没有进去过的人。
“他昨晚在家里，看到有人来就躲了。”陈建国说，声音不大，但语气肯定。
她站在门前，看着那扇紧闭的门，目光在门板上游走。然后她从包里拿出那张翻印片，塞进门缝里。
纸条上写的字是她昨天夜里写的：“我不是来追旧事的，只想明白自己被骗了多少年。”字迹有些潦草，像是在深夜写的，透着一种说不清的疲惫和坚定。
她签了名：林秀珍。
然后她把纸条连同翻印片一起塞了进去。她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一下一下的，节奏很稳。
陈建国跟在她身后往下走。
他回头看了一眼，天井里的光照在三楼走廊上，一切都很安静，没有看到任何动静。
他继续往下走，走到一楼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阵细微的响声，像是有纸张被风吹动的声音。
他走过去，弯腰捡起来。纸条是白色的，上面写着一行字。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字迹不稳，像是在发抖：“明天清晨六点，城西老供销社仓库后门。一个人来。”
收笔处，仍然带着那个熟悉的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