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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亮，陈建国拿着那张照片去了城东的老照相馆。照相馆门面不大，招牌褪了色，玻璃柜里摆着几台老式相机和发黄的样片，橱窗上贴着“艺术摄影”几个字，字迹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了。推门进去的时候，门上的铃铛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一副老花镜，正低头修一台座机。他抬起头看了陈建国一眼，目光在陈建国手里的照片上停留了一瞬，然后摘下眼镜：“洗照片？”
“翻印。”陈建国把照片放在柜台上，说明来意。
老板拿起照片翻过来看了一眼，推了推眼镜：“你想翻印背面？”
“对，只要背面这一面。正面不用拍。”
老板又看了一眼照片背面那行字和胶布，把照片举到灯光下仔细端详了一会儿。他翻过来看了看正面，又翻回去看背面，眉头微微皱着。他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按了按胶布，感受了一下它的质地，然后说：“你这个胶布，不是普通胶布。这是医用布胶布，以前医院用的那种。”
陈建国心思一动：“能看出来是哪个医院的？”
老板没急着回答，而是走到柜台后面的柜子前，打开抽屉翻了翻。他翻出一卷旧的医用胶布，撕了一小段，放到柜台上面。他又拿起自己的老花镜擦了擦，凑近看了看，然后把那截胶布递给陈建国：“你比比看，织法一样，边缘的纱线密度也一样。我在医院待过，见过。”
陈建国接过那截胶布，放在照片旁边仔细对比。他把胶布和自己手上那截照片上的胶布并排放在一起，透过光看了一下，确实一模一样，连边缘的线头走向都一致。他抬头问老板：“你以前在医院工作过？”
“不是工作，是常去洗照片。”老板笑了一下，眼神变得有些飘忽，像在回忆什么。他拿过保温杯喝了一口水，然后说，“那时候有个护士常来洗照片，每次都洗大合影，但她从来不要正面照，只留边角裁下来的背景。”
“护士？”陈建国的声音稳住了，但心跳比平时快了一些。
“姓白，我记得。”老板眯起眼睛想了想，手指在柜台上轻轻敲了两下，“长得挺清秀的，说话细声细气。她每次来都洗好几张，但只要背景。我当时觉得奇怪，多问了一句，她说是单位需要。那时候是95年春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年春天我老婆生孩子，我在医院待了好几天。”
陈建国把照片收好，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拿出两张钞票放在柜台上：“加印一张备用，双倍价钱。”
老板看了一眼那两张钞票，没多说什么，转身走进暗房。陈建国站在柜台前等着，目光扫过柜台上那些老照片。他想起了沈玉兰那张照片上的背景，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老板很快拿着翻印片出来，装在纸袋里递给陈建国。陈建国接过纸袋，道了谢，转身出了照相馆。
他直接去了苏晚的办公室。看到陈建国推门进来，她抬起头，目光里带着询问。
陈建国把翻印片放在桌上，和苏晚从人事档案里翻出来的备注栏并排放在一起。苏晚打开台灯，拿起放大镜，先看翻印片上的胶布字，再看备注栏里的铅笔字。
她把放大镜放下，抬起头看着陈建国：“你看这个‘白’字——”
她说着，用手指在放大镜下给陈建国看：“两个收笔处完全重合，都是一道钩子。角度一致，深浅一致，连笔锋的走向都一样。这不是巧合，是同一个人的习惯性写法。”
陈建国凑过去看，果然，两个字的最后一笔都带着一个微小的钩子，角度和深浅几乎一模一样，像是同一个人的手写习惯刻在了笔迹里。
苏晚又把人事档案翻到另一页，指着“白”字后面的一道划痕：“你看这里，这不是普通的涂死划线。这种划痕是用力压出来的，笔尖陷进了纸面的纤维里。这是用指甲盖压出来的印记。”
她拿起一支铅笔，用笔尖轻轻在纸面上扫过。她的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给纸面抚摸。随着铅粉的摩擦，压痕底下慢慢显出一个轮廓——半个“永”字边旁。
“白永。”苏晚念出声，然后抬头看着陈建国，“代签人全名可能叫‘白永X’。从压痕来看，第三个字应该是上下结构，偏旁是‘日’或者是‘曰’。”
陈建国没有说话，盯着那半个字看了很久。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灯管发出的嗡嗡声。他想起了沈玉兰人事档案上空白的那页家属栏，想到那张照片背面写着的“代签人姓白”。这一切像是拼图，正在一块块地拼起来。
苏晚翻开另一份档案，是最早那批值班表的存根。她翻开到94年7月那一页，手指停在其中一行，然后抬头看了陈建国一眼：“你看这里。”
浆糊已经被时间干透了，发出一声轻微的撕裂声。随着她一点一点地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