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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蹲下，没有立刻去碰那个信封。他先看了看地面——水泥地上没有脚印，信封周围没有灰尘被蹭开的痕迹，说明它是在他们进门后被放下的，放得很轻。
“别碰。”他对林秀珍说了一句，然后抬头看向走廊两端。左边尽头是楼梯间，右边是厕所和一间锁着的办公室。走廊中间有一扇窗户，开了一半，窗帘被风吹得微微鼓起来，窗台上有一层薄灰，没有手印。
老陈站在门口，手还保持着拿信封的姿势，但手指已经缩了回去，像是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我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锁了门的。钥匙一直在我身上。”
林秀珍靠到墙上，呼吸比刚才浅了一些，但没有慌乱。她看着地上那个信封，又看了一眼老陈的手：“你刚才拿出来的那个信封，跟这个大小一样吗？”
老陈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那个——他之前从铁皮柜里拿出来的那个，然后对比了一下地上那个：“差不多。但这个边角不一样，那个角有点卷，这个很平整。”
陈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用笔尖轻轻拨了一下信封的边沿，把它翻了个面。信封正面空白的，没有字，没有标记。封口折了一道边，没有粘，压得很实。
他站起来，用鞋尖把信封往自己这边拨了一下，然后弯腰捡起来。信封很轻，里面应该只有一张纸。他没有立刻打开，而是先对着光照了一下——透光看，里面的纸折了两道，纸质偏薄，边缘能看到轻微的毛边。
林秀珍走到他身边，看着他，没有催。陈建国打开信封口，用两个手指把里面的纸夹出来，展开。
纸上的内容只有一行手写字，钢笔，蓝黑墨水，字体端正但不刻意，收笔处有力，没有多余的笔画：
“沈玉兰的工号是0407。她最后值夜班是1994年7月24日。”
齐地裁掉了上下边，看不出来源。
陈建国把纸翻过来，背面空白。他又检查了一遍信封内外，没有发现其他字迹或标记。
老陈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更白了。他退了两步，坐回椅子上，没有说话，伸手去端那个紫砂壶，手抖了一下，壶盖磕在杯沿上，发出一声脆响。
“沈玉兰，”林秀珍轻声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然后抬头看着老陈，“你之前说她调来那年是被人送来的。”
老陈端着壶，没有喝，点了点头，声音有点干涩：“是。我当时没多想。医院有时候会有借调的人，但基本都是有手续的。她不一样——她是被一个穿皮鞋的人领来的，直接找了院长，没有经过人事科。后勤的人给她安排了一张桌子，放在护士站最靠里的位置，那位置平时都没人坐。”
“你见过那个穿皮鞋的人吗？”陈建国问。
“见过一次，就一次。”老陈把壶放下，两只手撑着桌沿，“那人个子不高，瘦，戴一副金丝眼镜。那天他走的时候，我正好在走廊上拖地，他经过我身边停了半步，看了我一眼。我就记得那个眼神——冷，像是被冰水泼了一下。”
“车牌号呢？”陈建国继续问。
“我只记得有个‘8’。”老陈挠了挠后脑勺，“具体是什么号我没记全。不过那辆车我后来在医院门口还见过一次。是黑色的上海轿车，那种老款的，车头有个立标。”
林秀珍握紧手里的纸，指尖用力到泛白，但没有捏皱它。她听出了老陈话里的一个细节——那辆车在医院门口出现过不止一次。也就是说，开车的人跟医院之间的联系不止那一次借调手续。
她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那次除了送人，还做了什么？你记得吗？”
老陈沉默了很久，像是在吃力地翻找记忆。墙上的钟嘀嗒走着，空调出风口发出一阵咔咔的声响。
“我想起来了，”他说话的声音变得很轻，像是怕被人听见似的，“那天他走的时候，从我身边经过，手里拿着一个档案袋。我从走廊这头拖到那头，再回头的时候，他已经走到楼梯口了。那个档案袋我认识——是产科的。”
“你确定？”林秀珍追问。
“我干了二十几年档案，档案袋的样子我不会认错。”老陈的语气很肯定，“而且那个时期的档案袋，封口用的是套绳，不是胶水。我打眼一看就知道是产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