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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车在公路上颠簸，林秀珍攥着那只牛皮纸信封，手指越来越紧。她已经把照片看了不知多少次，孩子的额头、紧闭的眼睛、白色襁褓的褶痕都被她看进了眼里。那块铭牌太模糊了，只能辨认出是一个椭圆形的金属片，红绳从中间穿过去，在手腕内侧打了个结。
她反复把照片举到窗边，又收回来，指尖在照片边缘留下汗痕。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在她余光里变成了一片模糊的绿色。她想起小时候母亲教她编红绳的样子，母亲的手很巧，编出来的结又紧又好看。可她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母亲编结时的表情。
手机震了一下。她低头看，是一串陌生号码，号段像省城。短信只有一行字：“底票在赵卫东手里。”
她的心脏猛地收紧。她抬头望向班车后窗，后视镜里，一辆黑色轿车跟在班车后面，保持着一个固定的距离。那辆车她见过——赵卫东的车。他的车漆崭新，车头那一点划痕还是上个月在某条窄巷里刮到的。
她的手指捏紧手机，手心里全是汗。车子拐弯时，她偷偷看向后窗，那辆车依然稳稳地跟着。司机踩了一脚油门，发动机轰鸣一声，车速提起来了，但那黑色轿车不紧不慢，始终保持着三十米左右的距离。
班车减速，拐进省城客运站的入口。她站起身，弯腰去拿座位下的包，手机又震了。还是那个号码：“他不敢进站。你从后门走，我在出站口等你。”
她压低帽檐，把包带紧了紧，从后门绕了下去。脚踩在地面上时，腿有些软。她能感觉到自己的膝盖在发抖，但她强迫自己迈稳每一步。她快步走向出站口，在走出大门的那一刻，她回头看了一眼。
赵卫东正站在班车门口，四处张望。他穿着深色夹克，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握着手机贴在耳边。他的目光扫过人群，林秀珍赶紧转回头，往前走了几步。她的后背能感觉到那道目光，像针一样扎着。
她没有停。
出站口站着一个年轻女人，穿着米色风衣。是苏晚。苏晚的头发扎成低马尾，风衣领子立起来，手里攥着一瓶矿泉水。
苏晚把水递给她，低声说：“赵卫东的车停在广场东侧，他看到我了。他刚才打电话来问你在哪，我说不知道。”
“他知道你来接我？”
“知道。”苏晚侧过头看了一眼广场方向，“走吧，别在人多的地方说话。他一个人在车上，不敢下车，但说不准他有没有叫人来。”
两人沿小巷走。墙角的垃圾堆散发出酸腐味，一只野猫从垃圾桶边窜过去。苏晚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复印件——发黄的纸页，铅印的文字，标题是“清江县人民医院妇产科管理制度”。她把复印件递过来：“你看加急产房那一条。”
林秀珍接过来，借着巷口的光看那一行字。纸张纹理清晰可辨，边缘有些破损。纸上写着：“加急产房专用铭牌只用于非正常产程或产妇信息不完整的情况。”
“这孩子不是正常出生的。”苏晚停住脚步，看向林秀珍的眼睛，“铭牌编号暗示产妇当时没有完整身份登记。那天的产妇，没有人能查到她的病历。我打电话问过医院的老护士，她们说那天的值班记录本就少了一页。”
林秀珍掏出那张空白信纸，递给苏晚。苏晚接过去，对着光看。她看了很久，翻过来看背面，抬起头：“省城河西棉纺厂宿舍楼3栋302室。沈清禾住在这里。这个地址我查过了，是厂里的家属楼，八十年代建的，后来厂子倒闭了，那栋楼还在。”
“你怎么知道？”
“我去过那个小区，查档案的时候找到她住过的地址。”苏晚侧过头看了一眼巷口，“走吧，赶在赵卫东前面。他有车，比我们快，但他不一定知道这个地址。”
车子在红砖楼前停下。楼的外墙斑驳，墙面上爬着枯死的藤蔓。防盗门锈得掉渣，门铃按了没反应。两人爬上三楼，走廊很暗，只有一扇小窗透进一点光。路灯坏了很久，墙上还有一个坑。302室的门是旧式的木门，春联只剩“幸福人家”四个字还能辨认，其余的纸都卷了边，露出
苏晚敲了三下门。
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女人探出头来，围裙上沾着面粉。她的目光扫过两人，带着防备。她眼睛
“请问您见过这个吗？”苏晚递上那张铭牌照片。
中年女人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她的手指在照片上方摸了一圈，但没有碰到。林秀珍注意到她的手指在发抖，关节处还有面粉。她深吸了一口气，眼睛没有离开照片。
“这是九四年七月二十四号的加急铭牌。那晚是我值班。”
她让两人进门，从衣柜最底层翻出一本发黄的工作日志。书脊已经裂了，封面糊了一层牛皮纸。她翻到某一页，上面是蓝色圆珠笔写的字，笔迹有些潦草：“1994年7月24日，加急产房，产妇无身份证件，由林德福陪同，孩子出生后由林德福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