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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把纸条和名片并排摆在桌上。
晨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桌面上拉出一道明晃晃的光带。纸条正面是“94-07-12-B”，背面那行“信是我妈写的”是林小慧的字，笔画圆润，字间距匀称，看得出来写的时候手很稳。
他看了几分钟，把两样东西的位置换了一下，又看了一遍。笔迹对比的结果很明确：写字条的人和写号码的人不是同一个。
他把名片翻过来看了一眼正面——“清江县人民医院药房”，地址印在最的活，更像是单位自己刻的橡皮章印上去的。
嘟——一声。
嘟——两声。
嘟——三声。
他数着。到第七声的时候，电话那头咔嗒一声，接起来了。没有人说话，但他能听到呼吸声——很轻，很克制，像是对方把话筒拿得很远，控制着气息。
“哪位。”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中年男人，语速不快，尾音微微上扬。
陈建国没有绕弯子，直接报了五个字：“清江县医院药房。”
咔嗒。电话挂断了，听筒里只剩下嘟嘟的忙音，单调而急促地响着。
陈建国没有立刻放下听筒。他拿着听筒，听着里面的忙音，数了五秒，然后把听筒放回座机上。
他等了一分钟，重新拿起听筒，又拨了一遍。嘟——嘟——嘟——对方关机了。
他放下电话，在桌边坐了下来，把名片和纸条收进抽屉里。他靠着椅背，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七点三十五分。他没有再拨第三遍。对方警觉，他追太紧只会断线。这个人就是司机本人——林德福的旧司机王德胜，现在住在省城城郊。他记下通话时间，不打算在电话里再追，等对方主动。对方如果真想避，会换号；如果不想避，会在合适的时机打回来。
上午九点，棉纺厂家属楼。
楼道里堆满了杂物——报废的自行车、旧纸箱、装着空酒瓶的编织袋、落满灰的缝纫机，几乎把过道堵得只剩一人宽的缝隙。每一扇防盗门上都有生锈的痕迹，门把手上的漆已经被磨光了，露出
陈建国踩上楼梯，楼梯是水泥的，表面已经磨得发亮，边缘有磨损的凹痕。每上一层，楼道的灯光就更暗一些，灯泡的光线昏黄带红。三楼是他要找的黄医生家——门上贴着一张褪色的春联，横批只剩下半边，只剩“安康”两个字还在。
他敲了三下。
门开了半扇，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女人探出头来，头发在脑后随意扎成一个低马尾。她看了陈建国一眼——扫得很仔细，从他的鞋子看到领口，然后落在他的眼睛上。
“你找谁？”声音不软，带一点防备。
“黄医生。”陈建国说。
“他中风了。”女人说完就要关门。
陈建国伸手抵住门框，手指卡在门框和门扇之间。“我知道。我是他以前在清江县医院的同事介绍来的。”他把那张旧收据的复印件从口袋里掏出来，举到门缝前。“这张收据，是他签的字。”
女人的视线在收据上停了一下。她嘴唇动了一下，没说话，然后把门推开了。“我爸在客厅。他说话不清楚，你不要问太久。”
陈建国走进去。客厅不大，靠墙放着一张老式三人沙发，沙发套洗得发白，边角起毛了。
陈建国到黄医生面前，蹲下来，和轮椅上的老人平视。陈建国把那张收据复印件放在茶几上，用手压平，推到黄医生面前。
黄医生的视线在收据上停了一会儿，然后他的瞳孔收缩了一下，收缩得很轻微，但陈建国看见了。
他女儿走过来，看了一眼收据，摇头说：“我爸什么都不记得了。他病了三年，连我妈的名字都记不全了。”她边说边把收据推回来。
陈建国没有接收据，他的手依然压在纸面上。他抬头看着黄医生——老人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要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只有喉咙里发出一声含混的咕噜声。陈建国注意到他看收据的时候，嘴角像要说什么——不是痛苦，更像是一个名字到了嘴边，却吐不出来。
黄医生坐在第一排，穿着白大褂，表情严肃。陈建国认出他了。照片边上的字写着：“清江县人民医院卫生口骨干合影。1994年6月。”
这说明两个人当时隶属于同一家单位。黄医生当年经手的收据不是替他自己办的。那是替谁办的？
他记下合影的细节，又用随身相机翻拍了一张。他看了一眼黄医生的女儿——她站在沙发后面，手扶着沙发靠背，指尖微微发白，但没有拦他。
“我不会乱来。”陈建国说。他收起收据，对黄医生点了点头，推门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