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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卫东捏着纸条站在黑暗客厅里，手指把纸条边缘攥出了褶子。窗外巷子里的烟渐渐散了，灰白色的烟屑贴着纱窗飘过，剩了一点焦味挂在空气里。他没有开灯，站了大概有两分钟，才把纸条展开又看了一遍——“你爸的尾号被人记了。”
他拨了号码，响到第三声那头才接。
“你那边怎么这么安静？”
“我在外面。”电话那头说，“你打电话干什么？不是跟你说过这几天别打座机号码？”
“楼下有人来了。”赵卫东的声音发紧，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吐字带着气声，“是单位的车，尾号我看清楚了——不是调查组常驻的号，是新挂的。两个穿夹克的人从车上下来，在单元门口站了一会儿才上楼。”
“他们找你了？”
“没有，在楼下站了站就走了。但是我爸那头的电话……下午开始一直占线。”
赵卫东听见那边有开水倒进杯子的声音，还有椅子挪动的声音，像是在换地方说话。然后那头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尾号被人记了，明天肯定有人来问。”
“谁记的？”
“你想能得到谁？”
赵卫东没吭声。他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腾出手来抹了一把脸，手掌在脸上搓了一下，手指节泛白。
“那你咬他栽赃。”电话那头说，“说他在厂里偷过东西，说他是为了报复才举报你。”
“有证据吗？”
“不需要证据，只要你先开口。调查组来了，你主动说——说陈建国翻过厂办柜子，说他跟你爸有旧账，说他是为了整你才伪造证据。你咬得越早，他们越会查他。”
赵卫东捏着手机的手紧了紧。“纸条是戴草帽的人塞的。”
“戴草帽？”
“上次在厂门口看见的那个。”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几秒，然后说：“你确定是他？”
“确定。他走路的时候左脚有点踮，厂门口那段路上有他的脚印。巷子里没有别人走过。”
“那你记住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忽然清晰起来，像从很远的地方拉近了，“咬他栽赃。把底踩实了，不要留空当。”
赵卫东挂断电话，把手机塞回沙发垫子底下，手指在垫子边缘摸了一下，摸到一个硬角——是信封的边角。他把信封抽出来，里面没有装东西，空壳子，但信封背面贴着一张旧邮票，发黄的，像是从某封信上揭下来的。
他把信封塞回去，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掀开一条缝往外看。巷子里没有人，路灯亮着，灯底下有一只野猫蹲在垃圾堆旁边舔爪子。
他放下窗帘，站在黑暗中，胸口起伏了两下，然后转身走进卧室，把床头柜抽屉拉开——抽屉里面放着一把旧钥匙，钥匙上串着一个塑料牌的挂件，牌子上印着“物资局招待所”六个字。
他把钥匙攥在手里，攥了一会儿，又放回去。
上午九点，赵卫东办公室。
两个调查员准时到了。年轻的那个提着公文包，公文包鼓鼓的，拉链没有拉严实，露出一截文件夹的边缘。
赵卫东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搁在桌面上，五指摊开，掌心贴着桌面，像在感受桌子表面的温度。
年长的调查员拉了把椅子坐在他对面，年轻的把公文包放在茶几上，从里面抽出三份文件夹，一份摆在赵卫东面前，一份翻开放着，还有一份搁在自己膝盖上。
“赵卫东同志，我们今天来，主要是了解一下你经手的几笔采购合同。”
“谁反映的？”
“反映人信息不便透露。”
赵卫东靠在椅背上，手从桌面上抬起来，在口袋里摸了一下，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没有急着点。“你们说的采购合同，是哪几笔？”
年轻调查员把文件夹翻开，翻到中间一页，把那一页转向赵卫东：“今年三月你经手的空调采购合同，六月和七月的办公耗材采购合同，以及九月的两笔物资调配单。”
赵卫东把烟点上了，吸了一口，烟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办公桌上方浮了一下才散开。他把烟夹在指缝里，指尖在烟身上轻轻弹了两下。
“那些采购没有问题，都是按流程走的。”
“但有人在整我。是陈建国，他翻过厂办柜子，偷看过材料。他以前在厂里干过，熟悉厂办的东西怎么放、锁怎么开。”
年长调查员停住笔，抬头看了他一眼。“你说陈建国翻过厂办柜子？”
“对。”赵卫东说得很快，像怕被人打断，“他跟他爸以前在厂里干过，陈建国对厂办的门锁很熟。他翻过林德福的柜子，想找材料栽赃我。”
“你有什么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