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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打给谁？”
陈建国没有回答。他蹲回路边，把长途车票在手指间折了两下，折成一个纸飞机，没有扔出去，搁在膝盖上放着。
六点五十分，厂门口对面梧桐树下。
陈建国骑了四十分钟车赶回来。他没进去，把车锁在树干上，蹲在树影里，看着厂门口。
厂门口的水泥地上有一行新的自行车印，是从厂里面往外走的，压得很实，像是骑出去的时候车速不快，车轮在地面上压出了整条完整的胎纹。
林德福来了。
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从厂里面出来的，车筐里放着一个灰色的帆布包，包口扎着，鼓鼓的，装了不少东西。
林德福看了那张通知一眼，没有下车，用脚撑了一下地，歪着车看了看上面的字。他看完之后，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既不惊讶，也不愤怒——像早就知道那张通知会被贴上去一样。
他骑着车往东拐了，去了供销社的方向。
陈建国蹲在树影底下，把那张长途车票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时间——六点五十三分，他还要再等七分钟才能等到第一班长途车到站的信息。他把车票捏成一个纸团，塞进裤兜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他往厂门口走了一步，然后停下。
厂门口那张白纸黑字的通知上，写着两行大字——“厂办档案室例行盘点，暂停出入三天。”右下角没有署名，没有公章，只有一行小字，是打印出来的日期，印泥盖上去的章子叠在日期上。
落款处的签名不是林德福。是一个笔画很硬的姓——方。
厂办没有姓方的。人事科也没有。
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姓，看了大概一两秒钟，然后转身走了。
下午两点，赵卫东住处楼下。
赵卫东的单位来人了。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楼下，车牌尾号是赵父单位那一段专用号段里靠后的几个号之一。车上下来两个人，都穿深色夹克，手上没有拿公文包，空着手，像是来喝茶的，但表情不像是来喝茶的。
他们上了楼。又过了五分钟，那两个人下楼来了，手上多了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里面鼓鼓的，装着什么东西。
桑塔纳开走了。尾号消失在巷口拐角。
陈建国蹲在对面小卖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汽水，汽水在杯子里冒着泡，玻璃杯壁上凝了一层水珠。
赵卫东没有下来，也没有追出来。楼上那扇窗户的窗帘拉上了，紧紧贴着窗框，不露一丝缝。
陈建国把汽水喝完了，杯子放在小卖部柜台上，站起来，往赵卫东楼下走去。
他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楼梯口的水泥地上有一个烟头，是抽到一半被掐灭的，烟头被踩扁了，烟丝散出来，沾了一点点血——不是人的，像是掐烟头的时候手蹭破了皮，血蹭在烟嘴上，干了，变成暗红的一小块。
他把烟头捡起来看了一眼——烟嘴没有咬痕，但上面有口红印，淡粉色的，快看不出颜色了，已经干透了。
他把烟头丢进路边的垃圾桶里，没有上楼。他在楼下站了大约两分钟，然后转身往巷口走。
那个人戴着草帽，看不清脸，拨号的动作很快，拨完号码之后只说了三个字——“他递了。”然后挂上电话，转身走了，没有在电话亭里多停留一秒，步子很稳，没有回头。
陈建国站在巷口，看着那个人走远。
他没有追。
傍晚，赵卫东住处楼下。
陈建国蹲在楼梯口抽烟。他没有进楼道，就蹲在那里，像在等什么人。
赵卫东的摩托车声从巷子那头传过来，轰了两下油门然后熄了火。赵卫东从车上跳下来，步子很重，鞋底拍在地上，像要把地砖拍碎。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只递了商业上的。”
赵卫东看着他，没有马上说话。他冲陈建国走过来，步子很大，车钥匙在手里叮当响了一下，然后他弯腰，揪住了陈建国的领口，把他从地上拽了起来，拽得领口的扣子绷开了一颗，弹到地上滚了两下。
他站在那里，两只手垂着，没有挡，没有推，就那么让赵卫东揪着他，领口的布料勒在他脖子上，勒出一道红印。
赵卫东的声音不大，像是压着嗓子在说话，胸腔里的气往外顶，顶得他的牙关咬得咯吱响。
陈建国看着他，没有动，没有躲，一个字都没有说。
赵卫东的手在发抖。
陈建国没接话，只把另一根烟从口袋里掏出来，叼在嘴里，用打火机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吐出来。
“你最好自己把那件事查清楚，”他说，“不然迟早有人把纸袋子整个端出来。”
赵卫东怔住了。他的手指在陈建国领口上松开了一下，又捏紧了，但他没有说话。
陈建国把烟屁股弹到地上，用脚尖碾灭，然后转身，走了。他没有回头。
赵卫东站在那里，摩托车在他屁股后面轰轰响，引擎没有熄火，排气管在巷子里嗡嗡地震。他没有熄火，也没有追。
他回到楼上，打开门的时候，伸手摸了一下门口的开关——灯没有亮。
他把屋子里挨个房间搜了一遍。
他把纸条展开，上面只有一行字——“你爸的尾号被人记了。”
赵卫东站在那里，捏着纸条，纸条的边缘在他手里慢慢被汗洇湿了。他没有动。窗外，巷子里有人在烧什么东西，烟顺着窗户缝飘进来，灰白色的，像一张没有字的信纸在火里慢慢卷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