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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把两张照片放在桌上，对着窗户的光并排摊开。一张是铁盒内壁绒布的特写，一张是那张旧收据的翻印件。他把放大镜压到编号上——D-003-6，字体一样，笔迹一样，“6”字的最后一笔都往上挑。
他拿起座机，拨了周磊的号码。
“周磊，那个男人的通话记录查出来没有？”
“查到一个座机号，是清江县老电影院门口的公用电话。”周磊的声音里带着熬夜的沙哑，“通话时长一分零七秒，凌晨一点五十八分。”
陈建国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公用电话，凌晨两点——那人是算准了时间打的，或者说，他知道那个时间段不会有人在那里接电话。
“要不要报警？”周磊问。
“不报。一报警，线索就断了。”
陈建国挂了电话，从背包里翻出清江县的老地图——他上个月回县时顺手买的，一直塞在包底。地图在桌上摊开，纸已经有些皱了。他用手指顺着街道找，找到老电影院的标志，然后看周边的巷弄。电影院北侧是一条窄巷，叫“篾器街”，通往林家老宅的侧门。他在地图上画了个圈，把电影院和林家老宅圈在一起。
不是外人，是身边人。
他拿起手机，拨了苏晚的号码。接通后，他直截了当地说：“收据上的经办编号和铁盒绒布编号是同一支笔写的。我现在怀疑，那张收据就是封存单的一份副本。”
苏晚在电话那头停了几秒：“你知道这意味什么吗？”
“意味着我们查的东西，有一份副本在水面外。”
陈建国挂了电话，收拾好桌上的东西。他把地图折好塞进包里，钥匙串挂在腰带上，手机放进上衣内袋。出门前，他看了一眼镜子——镜子里的自己眼窝有些深，嘴唇干裂，但眼神很安静，像一口深井里的水面。
他骑上自行车，朝档案馆方向去。
档案馆门口，苏晚站在台阶上等他。她穿着深蓝色的短袖衬衫，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头发扎成马尾，整个人看起来比昨晚精神很多。她看到他，没有寒暄，直接从文件袋里抽出两张照片。
“你看这个。”
第一张是消防箱内侧，光线充足，能清楚看到箱门内侧的划痕。第二张是灭火器瓶底的特写，钢印位置拍得很清楚，生产日期显示是三个月前。
“昨晚那只灭火器是两年前的批次。”苏晚说，“今早被人换成了新批次的。”
陈建国把两张照片放在台阶边，对着光比了一遍。瓶底的钢印位置不同——一只在中心，一只偏左——不是同一个模具打的。他看了很久，把照片还给苏晚，眼睛望向档案馆大门的方向。
“走吧。”
两人进了档案馆。大厅里的空调很足，冷气从出风口压下来，吹得人胳膊发凉。苏晚带他到二楼档案室，敲了敲管理员办公室的门。
管理员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一副老花眼镜，镜片是那种带一丝黄边的老式玻璃。苏晚说明来意后，他摘下眼镜，看了陈建国一眼，然后站起身，从柜子里取出一本册子。
“全宗号多少？”他问。
苏晚报出收据上的全宗编号。管理员翻了几页，然后抬起头：“这份收据对应的档案属于封存档。”
“封存？”陈建国问。
管理员把册子转过来，让他看目录上的标注——编号栏前面有一排红色印章，上面写着“封存”两个字。字是手工盖上去的，红色的印泥有些洇开，但“封”字的一撇一捺很清楚。
“封存档必须要有单位介绍信才能查阅。”管理员说着，把册子收回去，“没有介绍信，只能查目录，不能翻正文。”
苏晚接过话头：“那封存目录能看到吗？”
管理员犹豫了几秒，然后从抽屉里拿出另一本册子，翻到后面几页。他把册子放上台面，用手指压住一行字。陈建国凑过去看——那行字写着：“D-003-6封存档，九四年六月，清江县医院经费调拨证明，申请人签名：林德福。”
陈建国的手指停在台面上。林德福——又是这个名字。
“经费调拨证明？”苏晚重复了一遍，然后看向陈建国，“不是医疗记录，是财务账。”
管理员听到这句话，像是想起了什么，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说：“封存档里有不少旧账，九四年到九五年这几个月特别多。那时候医院和厂子之间账目往来复杂，很多调拨手续后来都不了了之。”
“那这笔调拨是做什么用的？”陈建国问。
“册子上只写了‘设备采购’。”管理员把册子合上，“具体内容要看正文，但正文没有介绍信不能动。”
离开办公室后，苏晚和陈建国站在走廊的窗户边。窗外是档案馆的后院，一棵老香樟树的枝叶伸进来，在窗台上投下碎碎的影子。苏晚看着手里的便签纸，上面是她刚抄下来的几个字——“经费调拨证明”“申请人林德福”。
“封存的是钱，不是病历。”苏晚说，“谁调拨的钱，给谁，那笔钱做了什么——这才是隐情真正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