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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盯着那条信息，大拇指悬在屏幕上，没有动。风把梧桐叶子吹到脚下，打着旋，沙沙地擦过水泥地面。他脑子里反复转过一个念头——九四年六月，那张照片的日期，那张病假条的日期，沈母怀中婴儿的日期，全挤在一起。
苏晚又把病假条上的关键内容发了过来：申请人是陈长山，科室处理人是沈清禾的母亲，日期正是九四年六月。
他翻到日记本前面几页，把那天记下的老郭说的电话号码和仓库清退记录放在一起看。三件事的时间线并列摆开：九四年六月停电、病假条、产房登记表被换；两年前清退、11号柜、沈母签字。时间点像一条河流的两条支流，在某个位置交汇，汇入同一条河床。
他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陈父的声音从话筒里传过来，夹杂着电视的背景音——像是在看新闻联播。
“爸，九四年六月，你那段时间的排班，有没有请过假？”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陈父大概是在想，或者在找什么东西。电视的声音被拧小了。
“那段时间厂里没给我调过假。”陈父说，“但有一周我请了事假——车间主任说是林德福帮忙签的字。”
陈建国的手指在日记本上停下来。林德福——这个名字像一把锁，咔哒一声，开了。
“你请事假去干什么了？”
“去省城。”陈父说，说得很快，像是早就知道这个问题会来，“你妈让我去省城找一个亲戚办事。什么事我忘了，时间太久了。反正是林德福签的字，车间主任批的。”
陈建国挂断电话后，坐在花坛边很久没动。林德福签假，陈长山去省城，沈母病假条，婴儿——姓陈。这条线在他脑子里串起来，像一根绳子，拉得越来越紧。他感到一阵发冷，手心却出了汗。
他站起来，骑上车回招待所。
招待所的房间还是那样，窗帘半拉着，夕阳的光线从窗帘缝隙里射进来，在墙上投下一道亮斑。陈建国把背包放在床上，拉开拉链，拿出那两把钥匙和铁盒内壁的照片。他把钥匙放在桌上，两把并排摆放，用手电筒照着钥匙柄内侧。
那行钢印——“车”字——在手电的光下更加清晰。他拿手电贴得更近，光斑在钥匙柄上缩成一个圈，聚焦在那个字上。他看着那半个字，猛地意识到一件事——“车”字的左边，是“陈”字的偏旁。
他盯了很久。钥匙的金属在光照下反射出冷光，照进他的眼睛。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快，快到能听到自己胸口在震动。他翻出铁盒内壁那张绒布照片，凑到台灯下仔细看。绒布的质地不是普通的商品绒布，而是老式工作服的袖口布料。照片边缘有一枚被压扁的纽扣，残留的孔距，和他印象里父亲旧工作服上的孔距一模一样。
陈建国放下照片，坐在床边，双手撑在膝盖上，整个人往前倾。他突然想笑，又笑不出来。他想哭，但眼睛干得发涩。他的呼吸变得很慢，很沉，像有人在胸口压了一块石头。
铁盒里的东西，是他父亲亲手放的。
钥匙上的“陈”字，是他父亲刻的。
沈母那句话——“孩子父亲的姓，和你的姓一样”——有了一个可以追的方向。他的父亲，陈长山，当年去省城，真的只是“找亲戚办事”吗？
他拿起手机，拨出苏晚的号码。电话响了一声，接通了。
但电话那头传来的不是苏晚的声音，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低哑的，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得意——像一个刚抽完烟的人在说话。
“苏晚，你让你男朋友别再查那只铁盒了——他要找的钥匙，现在在我手里。”
电话挂断了。
陈建国盯着手机屏幕，通话时长显示：8秒。
他重新拨过去，响了两声，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