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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站在沈母家门口，门没有完全合上，留着一道一指宽的缝。门缝里漏出屋内的光，昏黄的，照在走廊的地砖上，像一条细细的黄金线。他没有走。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收拢又放开，放开又收拢。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楼上传来电视机的声响——模糊的对话声，像是某个老电视剧的重播。
他抬起手，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指节磕在木板上，发出闷响，不重，但足够清晰。屋里没有动静。他又敲了两下。这次他听到脚步声——很轻，像是赤脚踩在木地板上——然后门被拉开了一条更宽的缝。沈母的脸出现在门缝后，没有表情，只有眼睛在看他，像一条安安静静的河。
“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陈建国说。他没有用问句的语气，而是陈述句，像是已经知道答案，只是想听她说出来。
沈母扶着门框，目光从他脸上移开，落在走廊尽头的窗户上。窗户蒙着灰，只透进一层灰蓝色的光，把窗框的影子拉长。她动了一下嘴唇，像是想说点什么，然后又闭上了。
“我今天说太多了。”她说，声音很轻，几乎是从嘴唇里挤出来的。
陈建国没有退。他站在原地看着她，看到她的眼睛有一瞬的松动——不是动摇，而是松动。像一个年久失修的锁，被某个念头轻轻一碰，锁芯转过了一格。她的目光移回他脸上，停在他眉骨的位置上。陈建国知道她在看什么——她在看他父亲的样子。
“你为什么替我父亲开病假条。”陈建国说。
沈母沉默了。那沉默不是拒绝，是在选词。她把手放下来，站直身体，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从她鼻子里进去，又从她嘴里慢慢呼出来，像在做一个深呼吸操。她看着陈建国，像看一个她已经等了很久的问题。
“病假条是我开的。”她说，“但我写的时候——有人站在旁边看我写。”
陈建国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老照片。照片已经有些皱，边缘的银色涂层有些剥落，画像上的三个人却依然清晰。他把照片翻过来，指着背面的日期——“九四年六月”——然后把照片举到沈母面前，让她看。
“这条路不是不能查，是我不打算停。”他说。
沈母看了一眼照片，又看了一眼他。她的眼角有一条细纹在跳，像心脏的节律透过皮肤传到了那里。她伸出手，把门拉得更开了些，但人没有让开，还站在门框中间。
“九四年六月，那晚清江县医院产科加班。”她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像在念一份供词，“中途停过一次电。”
“停多久？”
“大概二十分钟。”她说，“那二十分钟里，产房的登记表被人换过。”
陈建国的手握紧了照片的边缘。他感觉到照片的纸在他的手指间变软，汗湿了纸面。他想到了那张产检复印件——没有盖章的、被夹在病历本里的复印件——和那张他在医院档案室看到的缺页产科登记。两页纸之间的空隙，正好是二十分钟。
“谁换的？”他问。
沈母没有回答。她伸手拉住门把手，门缓缓合上。合到还剩一掌宽的时候，她停住了，嘴唇贴着门缝，低声说了一句话——
“你父亲替我揽过祸。”
门合上了。锁芯转动，咔哒一声，落锁。
陈建国站在门外，手还举着照片。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只剩下门缝里透出的光，在他脚前投下一块模糊的亮斑。他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呼吸在胸膛里慢慢平稳下来。他把照片收进口袋，转身，走下楼梯。
楼梯间回声很大，每一步都像在敲鼓。他的脚步声一层一层地响下去，直到他走出楼道，站在生活区的花坛边。
花坛里的月季已经开了，红艳艳的，挤在一起，像一团火。花香和土腥味混在一起，在傍晚的空气里弥漫。陈建国坐在花坛的水泥沿子上，拿出日记本，翻开到空白页。他把沈母说的每一个字写下来——“病假条是我开的，有人看”“九四年六月停电二十分钟”“产房登记表被换”“你父亲替我揽过祸”。
字迹很乱，笔画挤在一起，像是心里有一股劲压不住，从笔尖漏到了纸上。
他写完后，把笔夹进日记本的夹层里。手机就在这时震动了一下。
苏晚发来一条信息：“我刚查到——沈清禾母亲九三年从清江县医院调职省城妇幼的申请材料里，家属栏空白。但她九四年六月的那张病假条——申请人是‘陈长山陪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