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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拨通的时候，陈建国站在招待所窗边。窗外是老厂区的墙，爬山虎的叶片翻出灰白色背面，风一吹，叶子翻动，露出背面更浅的脉络。他把话筒夹在肩窝里，左手撑在窗框上，手指无意识地在窗台上画着圈。
“你好，清江县医院收容科。”接线员声音清亮，像刚从睡梦中醒来不久，话尾带着一丝拖腔。
“请问沈清禾同志在岗吗？”陈建国压平语气，尽量让声音听起来随意，“我是机械厂厂办的，有个公函要转她。”
“等一下。”
电话那头传来转接的咔嗒声，空响。他等了约两分钟，听筒里只剩下电流的沙沙声，无人接听，断线了。
这一次，接线员语气变冷：“沈护士今天休息，你打她家里吧。”
“她家在哪个院区？我有急件要送。”
“你到底是谁？厂办的人我认得差不多，没听过你这声音。”接线员警惕起来，声音里带上了不耐烦，“你真是厂办的？厂办小周我认识，小刘我也认识，你哪个科室的？”
咔——电话挂了。
他放下话筒，没有马上拨第三次。他靠在窗边，手指轻敲话筒。断线前，他听见接线员压低声音说了句：“有人来问过她。”那话不是对他说的，是对旁边的人说的。
不是问他。是说“有人来问过她”。说明之前已经有人打过电话找沈清禾。那个人是谁？是厂里的人，还是别的人？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围墙上，爬山虎的影子拉得很长。光从窗户斜射进来，落在他手上，把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地面上。他看着自己的影子，脑子里转着沈清禾这个名字。
第二天上午，清江县医院。
收容科在旧住院部一楼，走廊尽头。墙裙刷着草绿色油漆，油漆斑驳，露出底下的灰白色。垃圾桶靠墙放着，盖子半开，里面扔着几个废弃的注射器包装袋。
陈建国走到门口，门半掩。他抬手敲了两下，指关节磕在木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请进。”一个女声从里面传来。
他推门进去。办公室不大，只有一张旧办公桌，桌面铺着玻璃板，手里握着圆珠笔，抬起头看他。她大约二十五六岁，长相普通，眼睛明亮，带着一种职业性的警觉。
“你好，我找沈清禾同志。”
“沈姐今天轮休。”护士放下笔，双手搁在桌上，打量他，“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机械厂的，有个包裹寄到收容科，我想确认签收情况。”陈建国从口袋掏出家属证，翻开压在桌上。证件上的照片是几年前拍的，他那时候瘦一些，脸上的棱角更分明。
她犹豫了一下，弯腰打开抽屉，抽出一本登记簿。登记簿封面磨得发毛，边缘卷起，上面沾着些墨渍和不知名的污渍。
她翻开，手指沿着名单往下移，停在一行字上。她把登记簿转过来：“喏，到了，转给沈姐了。她自己签收的，是一周前。”
陈建国低头看。签字栏上的字迹清楚——“沈清禾”三个字，钢笔写的，墨水已干，笔迹压进纸面，留下了凹痕。
“沈”字的写法，横画偏长，竖画偏短，捺收笔时有个自然回勾——和铁皮上的刻痕一致。他记起铁皮上那个“沈”字，同样的横画长度，同样的收笔角度。这是同一个人写的。他几乎可以肯定。
“她有没有说那包裹里是什么？”陈建国语气随意，像是在聊家常。
护士抬起头，圆珠笔搁在登记簿上，笔尖在纸上停住，留下一个墨点。她把笔重新握紧，笔尖在纸上转了个圈。
“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机械厂老员工家属，那包裹是我父亲寄的。”他说话时看着她的眼睛，不躲闪，也不逼迫。
护士低下头，把登记簿收回抽屉，关上，锁好。锁芯转动发出清脆的咔嗒声。
“这我不能说。你去找沈姐本人问吧。”她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下，做出送客的姿态。
陈建国没有追问。他掏出钢笔，拧开笔帽，在那行签名旁边画了个小圈。然后收起笔，点了下头：“谢谢。”
他转身出门，走到走廊尽头，停下来靠着墙站了三秒。他把刚才在纸上画的那一笔拿出来看——笔画走向，和他铁皮上“沈”字的横画，角度完全一致。他闭上眼，在脑子里把两个字叠在一起比了一下，完全重叠。
傍晚，沈清禾家。
医院西侧旧家属楼，三楼。墙面上爬满空调外机的滴水管，楼道灯泡一半不亮，灯泡里钨丝烧断了，只剩下一点弯曲的残骸。
陈建国站在门口，抬手敲门。他敲了三下，每一下都不重不轻，间隔均匀。
门开了一条缝，防盗链挂在上头。
一个女人从门缝探出半边脸，三十出头，短发，穿旧衬衫，衬衫领子洗得发白。她的目光在他身上一扫，上下打量了一遍，然后停在他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