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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晚来了。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边角被折过，露出纸张的白色边缘。她把信封放在桌上，从里面抽出几页纸，纸张是复印的，边缘还有复印机的墨粉味。
陈建国拖了一把椅子过来，坐在她旁边。
“这是我从清江县医院复印的几份旧病历。”苏晚把纸摊开，翻到其中一页。
备注栏里写着——“产妇登记年龄与身份证不一致”。
苏晚的手指沿着那行字往下移，指到另一行：“家属要求改小两岁。”
陈建国盯着那行字，目光定在“改小两岁”四个字上。他脑子里闪过一个时间点——这个改小两岁的时间点，和母亲电话里提到那封信的时间段，几乎完全重合。
“这是谁的病历？”他问。
苏晚摇了摇头：“没有姓名。整份病历只有编号，没有写患者名字。”她说着，从信封里抽出另一张纸，是病历封面页的复印件，上面只有一个编号，被打印在左上角。
她把编号指给陈建国看。“你看这个编号的第一位——”
陈建国接过纸，看到编号的第一位数字，手掌顿了一下。他走到桌边，从抽屉里拿出那块铁皮，把铁皮上的“沈”字旁边那半截数字和病历编号放在一起比对。
数字的笔画走向一模一样。
他拿起钢笔，在纸上模拟了一下编号的书写——起笔重，收笔轻，横画偏长，竖画偏短，最后那一划的收尾有一个轻微的回勾。
然后他在纸的另一边，模仿铁皮上那个“沈”字的写法。“沈”字的“氵”偏旁收笔时也有一个回勾，横画的长度比竖画长，笔势一致。
他放下笔，抬头看向苏晚。
“这份病历的主人不是林秀珍，”苏晚说，“是另一个女性。”
她翻到病历的最后一页，用手指点了点签名栏。签名栏里有一个护士的签名，字体潦草，但能辨认出“沈”字的写法——和铁皮上刻的“沈”字几乎一样，笔画的转折和收尾习惯都一致。
“我查了当年医院五楼护士排班表，签名栏字迹对应的，叫沈清禾。”
陈建国把铁皮和病历复印件并排放在桌上，目光在这两样东西之间来回移动。
傍晚，陈建国回到住处。
他把铁皮、17号钥匙、病历复印件、伞骨、石灰样本全部从背包里拿出来，摊在桌上，排成一个半圆。他把父亲烧剩的那张纸——“不是她的孩子”——放在半圆的圆心位置。
他坐在桌前，把这些线索连在一起看。脑子里形成一个模糊的判断——沈清禾，病历，铁皮，寄存柜，改年龄，不是她的孩子。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到老王办公室。电话响了好一会儿才接通，他压低声音问：“老王师傅，九四年七月二建寄存柜登记表上，那个‘沈’字后面的全名还在不在？”
电话那头翻纸的声音持续了几秒。
老王只回了一句：“在。但被人撕掉了。”
陈建国闭上眼睛。锁骨的呼吸节奏慢下来，胸膛起伏的幅度逐渐平稳。他睁开眼，重新看向桌上的铁皮。
他把铁皮翻过来，背面朝上。上面积了一层灰，他用手掌擦了一下，灰被擦掉，露出一层更深的氧化物。
是朵梅花。
他愣了愣，从背包里拿出从老工人那边借来的家属证。家属证是塑料封皮的，内页印着一朵小梅花水印，水印没印好，只留了一半轮廓。
刻痕里的梅花形状和水印几乎完全一致，连花瓣的数量和排列都一样。
陈建国盯着那朵梅花，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父亲床底下有一个旧铁盒，铁盒盖面上也印着同样的梅花图案。那个铁盒，他小时候见过无数次，但从没打开过。
他拿起手机，拨了母亲的电话。
母亲的声音很低：“喂？”
“妈，我爸床底下那个旧铁盒，还在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陈建国以为信号断了。然后母亲的声音响起来，声音压得很低：“你爸昨天烧信之前，把铁盒锁进了厂办旧柜子。钥匙，他寄给了清江县医院收容科——”
她停顿了一下。
“收件人写的是‘沈清禾’。”
电话里传来一阵风的声音，像是有窗户被吹开了。然后电话断了线，只剩电流的忙音。
陈建国握着手机，站在原地。铁皮上的梅花刻痕，在他手边的灯光里，泛着黄铜色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