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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工。搬砖、筛沙子、扛水泥袋。工头看他细皮嫩肉的，开头让他干轻省点的活，他还不肯，说要挣那份钱就得干那份活。后来手上的血泡结了痂又磨破，磨破又结痂，一个夏天下来一双手粗得不像样。”老头说着，伸出自己的一双手比划了一下，手指关节粗大，皮肤像老树皮，“刚来那会儿他手上连茧子都没有，一看就没干过体力活。”
“他平时话多吗？”
“话不多。跟工棚里的人也不太走动，下了工就一个人坐着，有时候对着墙发呆，有时候在本子上写东西。有人跟他搭话，他就笑一下，不怎么接茬。”老头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眼睛眯起来，“不过那小伙子心眼不坏。有一回工地上一个老师傅中暑了，是他给扎的针——大伙儿才知道他是学医的。”
“他走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走的哪天？我想想——大概是九月底，快十月了。那天晚上他值夜班看材料，第二天一早就不见了。工头的账本上给他记了工钱，他也没来领。铺盖卷还整整齐齐叠在床板上，枕头底下压着一本翻烂了的书，好像是本医书。”
“他走之前有什么异常吗？”
老头看了陈建国一眼，把烟袋从口袋里掏出来点上，吸了两口，烟从鼻孔里缓缓冒出来。“你是他什么人？”
“同学。他毕业后我找不到他了。”
“同学？”老头又看了他一眼，但没再追问，把烟袋嘴从嘴里拿下来，“他走的那天晚上，工地外面停了一辆车。黑色桑塔纳，不是咱公司的车，从下午就停在外面，一直停到第二天早上。车上有人，没下来过。”
陈建国屏住呼吸。“什么人在车上？”
“看不清。玻璃黑的。但那个车第二天早上就不见了，王建国也不见了。工头后来还念叨过，说他连工钱都没领，铺盖卷也不要了，走得急。”
“他住哪？”
“工棚。工地上临时搭的那种木板房，十几个人住一间。他的床铺在最里头靠墙的位置，旁边住的人说他晚上老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有时候半夜爬起来坐到外面抽烟。”
陈建国站在传达室里，脑子里快速拼着这些碎片。孙大勇——不，王建国——在被调查之后，被人送到第三建筑公司当临时工。他在这里干了两个月，工地上的人只知道他叫王建国，不知道他的真名。然后有一天晚上，一辆黑色桑塔纳在门口等了一夜，第二天他消失了。
“大爷，他在工地上跟别人说过什么没有？比如他以前在哪儿干过？”
老头吸了一口烟，吐出一团白雾，烟雾在传达室昏暗的光线里慢慢散开。“他跟工棚里住的人说过一嘴，说他以前在医院干过，不想干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
老头停顿了一下。
“他说，医院里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陈建国走出传达室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他站在第三建筑公司门口的马路牙子上，手插在口袋里，指尖碰到的信封和底稿像是两块滚烫的东西。路边有一棵老槐树，树荫投下来，在地面上画出一片不规则的阴影。
孙大勇看到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写了报告，然后被以第三建筑公司卫生所的名义调走了档案。但实际上他没有去卫生所，而是上了工地，用的是另一个名字。两个月后，一辆黑色桑塔纳在工地门口等了他一夜，他消失了。
那辆桑塔纳里的人是谁？是来接他走的——还是来接他“走”的？
他忽然想起老孟说的那句话——孙大勇走的时候脸色白得像鬼，对他说了三个字：“别去查。”
孙大勇确实去查了。然后他的档案被人调走，名字被人换掉，人被塞进一个没人找得到的地方。而那张几年前的底稿上，他的名字被涂掉，换上了“李建国”三个字。
陈建国抬起头，看着第三建筑公司门口那根光秃秃的旗杆。旗杆顶上生了一层铁锈，拉绳在风里轻轻晃动，发出细微的金属声响。
他想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孙大勇被换成了王建国，那么现在的“李建国”是谁？
这个名字，被他单独写进新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