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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陈建国没有从光明旅馆门口直接回去。他绕了两条街，确认身后没人跟上，才回到学校。
第二天一早，陈建国在宿舍楼下的信报箱里发现了一封信。
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贴着一张八分钱的邮票，邮戳盖的是县城。没有寄件人姓名，没有寄件人地址，只有收件人一栏写着他的名字——字迹很工整，一笔一划，像是刻意控制过的，连笔画的轻重都均匀得不像正常人写字，倒像是照着某个模子描出来的。
他用指甲沿着封口划开，从里面抽出一张叠了两折的信纸。
信纸上只有一行字，写得很小，但很清楚：
“孙大勇在省城第三建筑公司干过两个月——临时工。”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没有多余的解释。
陈建国把信看了三遍，翻过来检查背面，什么都没有。他凑近闻了一下信纸，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最便宜的那种白纸，学校门口的文具店一毛钱一张。他又检查了信封的封口——胶水涂得很薄很均匀，不像是匆忙粘上的。
他把信折好塞回信封，装进外套内袋里，和那张底稿放在一起。心里有个问题翻来覆去地转：谁在帮他？这个人不仅知道孙大勇去过第三建筑公司，还知道他用的是临时工身份。更关键的是——这个人知道他在查这件事，而且选择用匿名寄信的方式告诉他。
这说明写信的人和孙大勇失踪的事有某种关联。也许是当年知情的人，也许是后来才查到的。但无论如何，对方不敢露面。
陈建国站在信报箱前面想了很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条线索的可信度不低。匿名信写得太具体了——具体到公司名、时间、身份。如果是假消息，没必要编得这么细。
省城第三建筑公司。
周磊表哥在电话里说过，有人拿着一张盖了厂办公章的条子去提孙大勇的档案，条子上写的去向就是“省城第三建筑公司卫生所”。但卫生所的人说根本没听说过孙大勇这个人。现在有人告诉他，孙大勇确实在第三建筑公司待过——但不是做医生，是干临时工。
这说明档案上的“卫生所”是个幌子。孙大勇被安排进去的真实身份是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临时工，干的是体力活。
一个省城医学院毕业的本科生，被扔到工地上搬砖。这不像是在帮他安置工作，更像是在——藏他。
陈建国问清楚了第三建筑公司的位置。公司在省城北郊，靠近老火车站那一带，占地很大，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老式木招牌，字迹已经有些褪色了，右下角还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漆皮翘起来，露出底下发黑的木板。大门是那种老式的铁栅栏门，半开着，门口的值班室窗户玻璃上贴着“传达室”三个字，玻璃后面挂着一条灰扑扑的布帘子。
传达室里坐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戴着一顶洗得发白的蓝布帽子，正在用一把铝壶烧水。铝壶的壶嘴已经瘪了一块，蒸汽从裂缝里往外冒，发出吱吱的声响。看到有人进来，他抬头打量了一下陈建国，目光先落在他的脸上，又扫了一眼他身上的衣服。
“你找谁？”
“大爷，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大学生，九四年在这干过两个月临时工。戴眼镜的。”
老头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他放下铝壶，盯着陈建国看了好几秒，脸上的表情从审视变成了辨认。他把帽子往上推了推，露出一截花白的额发，又打量了陈建国一遍。
“你说的是王建国？”
陈建国心里一紧。王建国。和底稿上被涂改前的姓氏不同——那个底稿上本来写的是“孙”，但孙大勇在这里用的是“王建国”。
“对，就是他。”
“那你来得晚了。他早就不干了。”老头拎起铝壶往搪瓷缸子里倒水，蒸汽腾起来，在午后斜射进来的阳光里拧成一缕白烟，“那小伙子我记得。九四年夏天来的，说是托关系进的，在工地上干了两个月。一个大学生的料，手嫩得很，第一天搬砖就把手磨破了，血流得满手都是，我看着都不落忍。”
“他干的是什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