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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塔里的风从门缝灌进来，吹得那张纸的边缘微微颤动。
陈建国蹲在地上，把那行字又看了一遍。钢笔字，笔画用力很重，每个字都像是刻进纸里的。写这行字的人下笔的时候很稳，没有犹豫。
纸条没有署名，只把他往厂医院九四年七月的值班表上推。
老孟蹲在他对面，一只手捏着手电筒，另一只手拢在袖子里。他的嘴唇冻得有点发白，但说话的声音还算稳。
“我之前翻过那批档案。”老孟说，“94年7月的，我翻到过一份值班表。厂医院那时候人不多，值班表就一张纸，排班的人叫杨秀兰——是护士长。”
“那张表在吗？”
“不在。”老孟摇了摇头，“我当时翻了，但没拿走。那个信封里装的复印件只有三页，没有值班表。”
信封。陈建国想起来了。那个牛皮纸信封现在还在服务部抽屉里，他看过里面的内容——几页复印件，大部分是94年的工伤登记和一份药品领用清单。他确实记得缺了点什么，但当时没往值班表上想。
他把那张纸条翻过来看了看背面，什么都没有。又对着手电筒照了一下，纸面上也没有水印或者其他记号。
“这纸是普通的信纸，”他说，“文具店三分钱一张的那种。”
老孟探头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厂办那边用的也是这种纸。”
“所以写纸条的人，可能是厂里的人。”
“也可能是从厂里拿的纸。”
陈建国把纸条折好，放进自己口袋里。他抬头看了看水塔上面的结构——头顶是一个巨大的空水箱，锈蚀的铁板拼接在一起，缝隙里漏下几丝月光。水塔废弃好几年了，地上积了一层灰土和鸟粪，墙角有几团被风刮进来的废报纸。
“你发现这张纸条的时候，它夹在哪个位置？”
老孟用手电筒指了指墙角一块松动的砖。“那块砖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松了，我就把一张旧报纸塞在里面做了记号。昨天晚上我过来看，报纸还在，但砖缝里多了这张纸条。贴得很紧，像是被人专门塞进去的。”
陈建国走过去蹲下来，摸了摸那块砖。砖确实松动，能用手直接抽出来。他把砖抽出来看了看，里面除了灰尘，什么都没有。他把砖放回去，拍了拍手上的灰。
“这个人知道我们用的这个地方。”
老孟的脸色更难看了。他不是没想到这一点，但被陈建国直接说出来，感觉还是不一样。
“那以后——”
“水塔不能再用了。”
老孟点了点头，没有反驳。
陈建国站起来，走到门口，透过门缝往外看了一眼。外面黑漆漆的，槐树的影子在风里晃动，没有别的人影。
“你先走。”他说。
“你呢？”
“我过十分钟再走。不要走同一条路。”
老孟把手电筒关掉，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他走到门口，侧身挤出去，在夜色里弯着腰沿着水塔后面的荒草坡往下走，很快就消失在槐树的阴影里。
陈建国没有马上走。他站在水塔门口，把那张纸条从口袋里掏出来，就着月光又看了一遍。
纸上那句关于值班表的问话，在月光下显得更硬了。
写纸条的人不仅知道他在查什么，还知道他会来水塔。这个人知道的东西比他想象的要多得多。但如果这个人想阻止他，直接把他查到的线索交给那些穿灰褐外套的人就行了，没必要用这种方式。
所以写纸条的人不是来阻止他的——是想告诉他点什么。
但为什么用这种方式？为什么不直接说？
陈建国把纸条收好，绕到水塔另一侧，踩着砖堆翻过围墙，落到厂区北边的农田里。他没有直接回服务部，而是先沿着排水沟走了一段路，确认身后没有人跟着，才拐上回学校的那条路。
到服务部的时候，街上的路灯已经灭了大半。他从口袋里掏钥匙，手指碰到锁芯的时候又注意了一下——这次没有被动过的痕迹。他推门进去，周磊趴在柜台上睡着了，一只手还搭在抽屉的把手上。
苏晚坐在柜台后面的凳子上，面前摊着一本摊开的笔记本。听到门响，她抬起头来，看到是陈建国，明显松了一口气。
“怎么这么晚？”她压低声音问。
陈建国把门关上，从里面插上插销。“水塔那边有点东西。”他走到柜台旁边，看了一眼睡着的周磊，没有叫醒他，只是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
苏晚把笔记本往他那边推了推。“我今天下午在学校图书馆，翻到了一条旧报纸。”
“什么内容？”
“1994年8月，县城北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面包车冲进了河里，司机溺亡。”
陈建国在柜台边坐了下来。“哪天的报纸？”
“8月17号的县报，第三版，很小的一个报道。大概三四百字，夹在别的新闻里，不注意根本看不到。”苏晚翻开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复印纸——她把那篇报道复印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