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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什么时候把牌送回祠堂？”陆明棠问。
“第二天天亮前。我从东门进来，压在送灯册
韩立没有翻下一页。他把旧站值班簿投到墙上。
八号后面连续六天写着“牌未退”。第七天早晨六点十二分，才有一行“何送周祠，门房收”。同日宗祠晨灯簿夹着一张修锁票，修锁匠记得东门整夜上栓，六点后由门房从里面开启。祠外早点摊的老店主也认出旧照片里的何守义，说那天早晨，一个瘸腿老人拿油布信封等了十来分钟。
阿寿说的归还时间，空出了六天。
宗亲席马上有人开口：“小孩子隔了七年记错一天，有什么稀奇？既然送的是祖上遗骨，周家仍旧不同意外人开棺验看。”
“包布里的人喝了三口水。”阿寿转向那人，“你们还要把他写成骨头？”
对方没接话，只把拒绝外验的文件往前推。
阿寿抓起笔，在自己刚才的证言旁加了一行。他写得很慢，笔尖两次戳破纸面。
他第二晚去过旧站。
周启礼让他送一只保温桶，桶里是稀粥。二十六号门没有全开，何守义从侧窗接走饭。里面有人咳嗽，问“医院还来不来”。阿寿站在门外听见支具摩擦地面，也看见八号牌仍挂在窄轮车上。他回祠堂后，被要求以后统一说牌已当夜归还，人和牌都只走了一趟。
“谁要求的？”陆明棠问。
“我只看见一只手从门缝递出补粮单。声音隔着泵响，我不认。”
“补粮单呢？”
“用来给我交了那个月的学校伙食费。”
阿寿把头低下去。他迟迟不肯补这六天，牵着的并非一张牌。那几年他没有稳定户籍，祠里用送灯、守夜和杂役名目替他记饭钱、学费。谁控制旧账，谁就能把救济说成偷拿，也能把他替活人送饭改成替遗骨守夜。
宋砚没有打断。他问那桶粥稠不稠，桶盖是什么颜色，何守义接桶时用哪只手。阿寿记得粥里放了碎姜，绿盖缺一只提环；何守义右膝坏，开侧窗时先把身体靠在左墙，接桶用左手。
旧站照片里，二十六号侧窗左墙有长期撑压形成的油印。县运输退休名册记载何守义右膝工伤，七年前仍值夜班。保温桶的绿盖后来在旧站器材仓入库，登记日期正是那六天中的第三天。
生活里的小处没有替阿寿抹掉错话，却让第二次送饭获得了可查的支点。
宋砚耳边又响起金属碰轨的短声。布面擦过窄门，里面压着一声咳嗽，车轮先过一道坎，隔了片刻又过一道。他在记录板上只写了三行：单孔牌碰铁丝；活人咳声待证；窄轮车两次过坎。
周小满随后测了旧站地面。大厅到二十六号寄存间要过两道嵌铁门槛，轮距与窄轮车相合。复写联的“右腿、待医”、六日未退记录、绿盖桶和第二次送饭共同说明，八号牌转二十六后至少又留在旧站一段时间。
那几声残响只能给出方向。把六天空白钉在纸上的，仍是值班簿、修锁票、器材入库和门槛轮痕。
何守义的去向也查到了。老人七十八岁，三年前住进青河县铁路家属院旁的康养站，右膝做过手术，意识清楚。外勤没有直接追问无名头颅，只请康养站先保留他当年的工作箱和夜班笔记，等检察见证到场后再谈。
陆明棠把结论分开写。旧牌确从宗祠八号格出发，在旧站充当入门代牌，随后转到二十六号寄存间；牌的归还晚了六天，阿寿曾按要求隐瞒第二次送饭。当前这些材料能确认异常和证词缺口，不能证明阿寿参与今日无头尸案，也不能把何守义、周启礼或任何在场宗亲直接写成责任人。
阿寿签完补充证言，把笔放回桌面。
“何叔说过一句话。”
陆明棠等他往下说。
“人先寄，名后补。补不上名，也不能拿死人的牌压他。”
韩立把八号牌、二十六号寄存间、何守义工作箱和白灯小印列入同一组保全目标。行动单刚传给宴厅封控组，东门外便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两名见证人员抬进一只从宴厅戏台梁下取出的油布夹。夹内是周氏旧寄存对照册，纸边沾着保温桶的黑胶。韩立在桌上铺开第一页，可控灯照过纸面，一排白灯印从暗处浮了出来。
八号与二十六号之间留着一道整齐的长方缺口。
标注“白灯小印”的整栏，已经被人撕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