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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人跑回村的时候，都快瘫了。队长被吵醒了，出来一看，几个人浑身是土，脸白得像纸，有个小伙子裤子都湿了。问他们咋了，半天说不出整话。等缓过来，你一言我一语把事儿说了，队长也吓得够呛。
第二天，队里找了几个老人打听。有个快八十的老爷子，听说是南坡官道上的穿官服的，叹了口气，说那是驿丞老爷啊。
老爷子说，早年间这条道是驿道，府里的公文、官差都从这儿走。道边上有个驿站，不大，就管换马、歇脚。驿站里有个驿丞，是个九品小官，清朝末年的时候在这儿当差。后来闹土匪，驿站被烧了，那驿丞死在了里头，就埋在道边。再后来驿道废了，驿站塌了，坟也平了，慢慢就没人记得了。算下来，到生产队那时候，得有小一百年了。
“那驿丞是个死心眼子，”老爷子吧嗒着烟袋说，“活着的时候就认死理，天天守着驿站，到点就查岗。死了也没走，还天天顺着驿道走，查他的岗呢。”
大伙听了都发麻。问老爷子有没有啥法子，老爷子摇摇头，说没啥法子，他不害人，就是走他的道。你们别招惹他，离远点就是了。
周二自那夜之后，就病了。高烧不退，躺在床上说胡话，翻来覆去就一句“别过来”“站沟那边”。家里没人，还是邻居大娘给他熬粥喂药。请了镇上的大夫来看，大夫说是受了惊吓，又着了凉，开了方子，吃了也不见好。烧了七天，人都瘦脱相了，眼睛塌下去，颧骨凸出来。
第七天夜里，邻居大娘守着他，正打盹呢，忽然听见周二说：“你走啊？不找我了？”
大娘一激灵，醒了，看周二睁着眼，望着窗户那边，眼神直勾勾的。大娘顺着窗户往外看，黑糊糊的，啥也没有。她问周二跟谁说话，周二没理她，又说：“哦，你回驿站啊……行，你走吧。”
说完，他眼睛一闭，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烧退了。人虽然虚，但清醒了。大娘问他夜里跟谁说话，周二说，他看见那个穿官服的站在窗外，对着他作了个揖，然后转身走了，顺着官道往北，越走越远。
“他说我不是驿卒，不用查我。”周二喝着粥，声音还发飘，“他就是走他的道，我挡着他路了。”
病好之后，周二再也不敢去南坡地了。别说看青，白天路过都绕着走。后来队里看青，都是两个人搭伴，也不敢往官道那边去，只在地北头转悠。好在那驿丞也真没再找过谁的麻烦，就是偶尔还有走夜路的人能看见他，顺着官道慢慢走，背着手，腰板挺得笔直，像在巡查他的地界。
奶奶讲到这儿，停了一下，拿起针锥接着纳鞋底。“那驿丞不算恶鬼，就是死在了任上，执念没散，还守着他那点差事。”她说，“人啊，不管活着死了，认死理的都可怕。”
我往奶奶身边凑了凑，小声问：“那现在还有吗？”
“谁知道呢。”奶奶穿针引线，麻绳“嗤啦”一声，“那片地后来分产到户，都种上庄稼了，官道也开成地了，坟都平没了。兴许他还在那儿走呢，只是没人看得见了。”
炕梢的爷爷磕了磕烟袋锅子，沉声说：“前几年我去南坡铲地，晌午头在树底下歇着，迷迷糊糊听见有马蹄声，还有人喊‘换马’。我一睁眼，啥也没有，风刮苞米叶子响。”
我听得后背发凉，把脚缩进被窝里。奶奶抬头看我一眼，笑了：“咋？害怕了？刚才是谁说胆子大来着？”
我嘴硬，说我才不怕呢。可眼睛忍不住往窗户那边瞟。窗纸糊得严严实实，外面黑糊糊的，风刮着窗棂“呜呜”响，像有人在外面喘气。
“还有更邪乎的呢。”奶奶放下鞋底，又往灯跟前凑了凑，“你以为南坡就他一个？道西边那片乱葬岗子，早年死的人都往那儿扔，稀奇事儿多了去了。有一年收麦子，队里人加班割麦，后半夜换班，有个小伙子去地头喝水，看见麦地里坐着个人。”
那小伙子姓王，二十出头，刚结婚没多久。那天后半夜，他割得口干舌燥，拎着水壶往地头走。月光底下，就见麦垄上坐着个人，背对着他，穿一身灰布衣裳，低着头，像是在捡麦穗。小伙子以为是哪个社员偷懒，喊了一声：“谁在那儿呢？队长不让偷懒！”
那人没应声，还是低着头捡。小伙子走过去，想拍他肩膀。走近了，才觉着不对。那人坐着的姿势很怪，腰杆挺得特别直，脖子梗着，头低着，却没看见手往哪儿放。而且那衣裳看着旧得很，不像现在的样式，灰扑扑的，像从土里扒出来的。
小伙子脚步慢下来，又喊了一声。那人慢慢抬起头。
小伙子“妈呀”一声，水壶“哐当”掉地上了。
那哪是人头啊。那脑袋上没有脸，前后都是后脑勺。头发花白，梳着个纂，转过来还是后脑勺，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就一圈头发，中间一个发纂。
小伙子吓得转身就跑，跑回地里，腿都软了，话都说不出来。大伙过来问明白，都拿着镰刀过去看，麦垄上空空荡荡的，啥也没有。地上只有他掉的水壶，还有几穗麦子，散在地上，摆成了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