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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刚撂下碗筷，外屋地的泔水桶刚拎出去，奶奶就盘着腿坐回炕头，摸过针线笸箩缝补我磨破的棉袄袖子。爷爷靠在炕梢的墙垛子上，手里攥着铜烟袋锅，烟丝点着了，一明一暗地映着他皱巴巴的脸。我在炕中间翻来覆去地打滚，缠磨着奶奶给我讲故事。
“有啥好讲的，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吓着你再哭鼻子。”奶奶手里的针在头发上蹭了蹭，穿进棉布里，针脚走得又密又齐。
“我不怕！我就要听吓人的，越吓人越好。”我拽着她的胳膊晃，“昨天二柱子都跟我显摆了，他奶给他讲老多吓人的事儿了，你都不给我讲。”
爷爷在旁边哼了一声，烟袋锅子冒着白烟：“惯着他吧，等下吓得钻被窝尿炕，别喊我给你晒被子。”
“就你话多。”奶奶瞪了爷爷一眼，又看我缠得实在磨人，把针线往笸箩里一放，“行，今儿就给你讲个真事儿，是我年轻时候亲眼见过的邪乎事儿。全屯子老人都知道，不是瞎编的。你听完可别半夜不敢下地撒尿。”
我赶紧坐直了，攥着被子角，眼睛亮晶晶地盯着奶奶。
那时候奶奶才二十出头，刚嫁给爷爷没两年，屯子里还是生产队，大伙都下地挣工分，壮劳力一天挣十分，妇女八分，日子过得紧巴，但人情味浓。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全屯子撂下饭碗就过去帮忙，不用招呼。
屯西头有户姓李的，当家的叫李守业，排行老二，大伙都叫他李老二。人老实得像块木头，一天说不上三句话，就知道闷头干活，地里的庄稼种得比谁都好。他老娘那年六十七，冬天犯了咳喘病，躺了半个月，药吃了不少也没管用，腊月初八那天早上，人就没了。
人死了不能耽搁，本家的长辈当天就过去主事。先给老人擦身子，穿寿衣。寿衣是提前好几年就做好的，蓝布棉袄棉裤，外面罩件黑布大褂，脚上是千层底的布鞋，鞋底绣着莲花，说踩着莲花能往生净土。穿好衣服，就停在堂屋的门板上，头冲着门口，脚冲着里，旁边点上长明灯。粗瓷碗倒上半盏洋油，捻个棉绳芯子点着，火苗子不能灭，说是给死者照路的，灭了就找不到路了。灵前摆个小方桌，放着倒头饭，一碗刚焖好的小米饭，插三根筷子，旁边摆四个馒头，一碗咸萝卜条。
院子里搭起帆布灵棚，挡雪挡风。屯子里的人陆续过来帮忙，男的劈柴挑水、搭棚搬东西，女的帮着做饭、扎纸活。大锅支在院子东南角，炖上白菜豆腐，切几片肥肉片子飘在上面，蒸两屉白面馒头，帮忙的人都在这儿吃。那时候日子穷，办白事能吃上白面馒头，就算是厚待了。
头一天没什么事儿，亲戚街坊过来吊孝，女的进门扶着棺材哭几声，家属跪着还礼，男的就找活干。晚上守灵的是李守业的两个远房侄子，大的叫建国，小的叫建军，都是十七八的小伙子，胆儿壮，主动要求守头一宿。奶奶跟几个妇女在东屋扎纸活，纸牛纸马、纸轿子，还有一摞一摞的金元宝银元宝，都是第二天送盘缠要用的。忙活到半夜，没听见啥动静，大伙就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人更多，远近屯子的亲戚都赶过来，随个三毛五毛的礼，过来磕个头，吃顿饭。到了傍晚，该送盘缠了。这是东北屯子里传了多少年的老规矩，人死了，得给她送路上花的钱、赶路的牲口，让她风风光光地走，到了那边不受穷。
送盘缠的队伍有讲究，最前面是懂规矩的长辈，提着马灯，抱着死者的牌位，走几步喊一声“老李家大娘，上路啦——”，声音拖得长长的。后面跟着扛纸活的小伙子，纸牛纸马花花绿绿的，风一吹哗哗响。再后面是家属，男前女后，都哭着，手里攥着纸钱。最后面就是街坊邻居，拿着火把或者手电筒，帮着照亮。
那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屯子里没路灯，全靠火把照路，雪地上映得红一块白一块。走着走着，走在最后面的街坊老周，闲着没事数人玩，数来数去数不对。他以为自己数错了，又数一遍，确实多一个人。那人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黑棉袄，戴个厚棉帽，帽檐压得特别低，整张脸都挡在阴影里，缩着个脖子，跟在队伍最后头，一步一步慢慢挪，跟周围的人都离得远远的。
老周凑过去两步，凑到那人身边，问了一句：“大兄弟，你哪个屯的啊？我咋没见过你呢？”
那人也不说话，头又低了低，脚步往旁边错了错，像是刻意躲开。
老周以为是外屯来随礼的，脸皮薄，不好意思搭话，也就没再追问，转头跟旁边的人唠起了家常。
队伍走到屯西头的十字路口就停了。这地方是屯子的口子，送盘缠都在这儿烧，死者顺着路口走，就不会回头找家里人。大伙把纸活都堆在路中间，长辈把牌位摆在最前面，划根火柴点着了纸活。火苗子“呼”一下窜起来，半人多高，映得所有人脸上都红通通的。家属跪在地上哭，边哭边往火里扔纸钱，念叨着让老人放心走，别惦记家里。
烧了小半炷香的工夫，纸活都烧成了灰，风一吹，纸灰打着旋往天上飘。长辈喊了一声“起灵回家喽——”，大伙就转身往屯子里走。
走出去没几步，老周再回头找那个穿黑棉袄的人，已经没影了。他跟旁边的人念叨：“刚才那穿黑棉袄的谁啊？咋一转眼就没了？”旁边的人都摇头，说没注意，可能是外屯的，烧完纸就顺道回自己屯了。大伙也没往心里去，踩着雪咯吱咯吱地往回走，说说笑笑的。
回到李守业家，大伙又忙活了一阵，准备第三天入殓的东西，折腾到快半夜，都散了，只留下建国、建军兄弟俩守灵。
兄弟俩白天忙活了一天，累得够呛，一开始还靠着墙根唠嗑，说今天的菜里肥肉真不少，说村东头老王家的姑娘今天来了，梳个大辫子真俊，说等开春生产队要去修水库，一天能多挣两工分。唠着唠着，到后半夜两点多，俩人眼皮子都开始打架。建国打了个哈欠，说：“我先眯一会儿，你盯会儿，半个钟头换我。”建军点点头：“行，你睡吧，有动静我喊你。”
建国抱着顶门棍靠在墙上，没两分钟就打起了呼噜。建军一个人坐着，盯着灵前的长明灯，火苗子晃来晃去，院子里的风刮得帆布棚子呼呼响，远处的狗叫了两声，又没动静了。
坐了半个多钟头，建军也困得头一点一点的，就在这时候，他听见停尸的门板那边，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很轻，像是老鼠啃东西。
他一开始没在意，以为是老鼠偷倒头饭吃，随手摸起个小土块扔过去，“咚”的一声砸在门板上。那声音停了一下，没过两分钟，又响起来了，这次还多了“吧唧、吧唧”的声响，像是在嚼什么软乎乎的东西，黏糊糊的，听得人牙根发紧。
建军心里有点发毛。心说啥老鼠这么大胆，守灵的人在这儿还敢出来吃东西？他拿起放在脚边的顶门棍，站起来，轻手轻脚地往那边走。长明灯的光暗，照不了那么远，越往前走，一股怪味儿越明显，腥乎乎的，还带着点腐臭，像是死猫死狗烂在雪地里的味儿。
走到离门板还有两步远的时候，他借着微弱的灯光，看见门板旁边蹲着个黑影。个子不高，穿着黑棉袄，背对着他，肩膀一耸一耸的，脑袋往前伸着，正凑在死者的手边，咔嚓咔嚓地啃。
建军的头发“唰”一下就竖起来了，浑身的鸡皮疙瘩从脚后跟窜到头顶。他张了张嘴，嗓子像是被堵住了，半天没喊出声，好容易憋出一句：“谁！你干啥的！”
那黑影听见声音，猛地一下僵住了，然后慢慢转过头来。长明灯的火苗刚好晃了一下，光落在他脸上。建军就看见，他脸上全是烂乎乎的疮，棉帽子掉了半个，露出的额头上，一块块烂肉翻着，淌着黄乎乎的脓水，有的地方已经烂得露出了白骨头。眼皮子烂没了，俩眼珠子是浑白色的，没有黑眼珠，直勾勾地盯着他，嘴角还沾着点碎肉和黄水。
建军吓得“妈呀”一声，手里的顶门棍“哐当”砸在地上，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他连滚带爬地往回跑，冲到墙根使劲踹建国：“快起来！快起来！有东西！有怪物！”
建国睡得正香，被踹得一激灵，迷迷糊糊地坐起来：“咋了咋了？着火了？”
“着啥火！那边有个东西！在啃老太太的手！”建军的声音都抖了，手指着门板那边，脸白得像纸。
建国一听也醒透了，抄起身边的锄头，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灵棚里空空的，啥人影也没有。
“你看花眼了吧？啥也没有啊。”建国皱着眉。
“不可能！我刚才明明看见的！一个人，满脸烂疮，蹲那儿啃手！”建军急得都快哭了，拉着建国的胳膊，“你过去看看！你过去就知道了！”
俩人壮着胆子，一前一后往那边走，建国手里攥着锄头，建军躲在他身后。走近了一看，果然没人，地上干干净净的，只有一滩黄乎乎的黏液，黏糊糊的，还冒着点微热的气，那股腥臭味就是从这儿发出来的，熏得俩人直皱眉。再看门板上的尸体，盖着的寿被被掀开了一角，露出老太太枯瘦的左手——左手的小拇指没了，断口参差不齐，像是被什么东西硬生生啃下来的，伤口上沾着点黄水印子。
这下俩人是真吓傻了，腿都软了，互相搀扶着跑出灵棚，大半夜的挨家挨户喊人。
没一会儿，本家的长辈、生产队长郑队长，还有屯子里的壮小伙子，都披着棉袄赶过来了。大伙拿着手电火把，把灵棚照得通亮，看见那滩黄水和缺了手指的尸体，都倒吸一口凉气。
“这是野狗吧？饿疯了钻进来了？”有人蹲下来看了看地上的印子，猜测道。
“野狗能有这么聪明？还知道掀被子啃手？再说灵棚周围都挡着席子，一人多高，野狗咋钻进来的？”立刻有人反驳。
“那是啥？总不能是人吧？谁能干出这丧良心的事儿？”
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谁也说不出个准话。郑队长蹲在地上，用小棍子拨了拨那滩黄水，皱着眉头闻了闻，沉声道：“不管是啥，今晚不能再出事儿了。这样，留下六个壮小伙子，拿着家伙事儿，分两班轮着盯，都别睡觉，眼睛瞪大点儿。明天一早就入殓下葬，棺材钉死，应该就没事儿了。”
当天晚上，六个小伙子守在灵棚里，手里攥着锄头、扁担、菜刀，围着灵棚来回转，连个盹都不敢打。后半夜的时候，那股腥臭味又飘过来一阵，忽远忽近的，几个人举着火把照了一圈，啥也没看见，只听见屯子外面的野狗叫得特别凶，夹着尾巴哼唧，像是怕极了什么东西。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大伙才松了口气。上午准备入殓，八个小伙子抬着黑漆棺材进来，小心翼翼地把尸体放进去，摆好陪葬的铜钱、布帕，然后盖棺盖，七寸长的大铁钉，“叮叮当当”钉得死死的。
抬棺材出门的时候，几个抬棺的小伙子都嘀咕：“咋这么轻？不像装了人的样子？”
李守业红着眼睛，嗓子都哭哑了：“我娘病重这些天，水米没打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轻也正常。”
大伙也就没再多说，抬着棺材往坟地走，一路吹吹打打，下葬埋土，堆起圆圆的坟头，插了个木牌子。
本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大伙虽然心里犯嘀咕，但日子该过还得过，下地挣工分，回家烧火做饭，慢慢也就淡忘了。谁知道头七那天，又出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