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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立写完之后又看了一遍，在心里默念了一下措辞的尺度，尺度有时候决定这篇论文成功与否。
“独立第三方”在九十年代中期是个很新的概念，他用了这个法，但没有展开解释。
因为解释得太多反而显得刻意。他只是把这个做法写出来，让它自己话。
他不反对市场化，但市场化不能变成少数人瓜分资产的机会。
改制之后的企业，必须保留至少两年的观察期。
观察期内，改制企业的职工安置费用和社保费用，必须由改制后的企业优先支付，不能再次拖欠。
经济算盘的账必须得打，但不能在人民的头上打。
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的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不能在人民的头上打”这个表述有些口语化了。
公文一般不用这种法，公文会“不得损害职工合法权益”、“保障职工基本生活”之类的话。但他没有改。
他保留了这句口语化的话，因为在通篇正式的公文措辞中，偶尔出现一句直白的话，反而更有力量。
看的人读到这一句时，心里会震一下。他要的就是这一震。
他写完之后，把这页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在“观察期”三个字
观察期内须定期向主管部门报告职工社保缴纳情况和工资发放情况，接受公开监督。
他想起上一世见过的一些事。亲眼见过一次改制后的“资产重组”。
一家国营机械厂被一家民营企业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
评估价打了三折，收购方承诺保留百分之七十的岗位、三年不拖欠工资。
结果三个月后，机器被拆走卖了废铁，土地被转手卖给了房地产公司，工人全部遣散，每人拿了八百块钱补偿金，连三个月的工资都不够。
工人们围在厂门口不肯走，有人拿石头砸了门卫室的玻璃，有人跪在地上磕头，求政府做主。
后来那个收购方的老板跑去了境外，不了了之。
那个画面，他记得很清楚。厂房是灰砖砌的，门口的牌子还没摘，上面写着“××市第二机械厂”几个字。
牌子上满了灰，字迹都快看不清了。门口蹲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工人，穿着蓝色工装，胸口的口袋上印着厂名。
他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蹲在那里，低着头，手里攥着一把扳手。
扳手是旧的，柄上的胶皮已经磨光了，露出里面亮闪闪的金属。这把扳手他用了大半辈子，现在没用了。
这不是个例，这种情况在各地改制中常见的问题。
他不能直接写出这些具体场景，但他可以把防范这些问题的措施写进报告。
窗户的光线移动了一点，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又低下头继续写。
其三，关于过渡期的安排问题。
“矿务局承担的社会职能，如学校、医院、职工家属区管理等，不宜在改制初期一次性剥离。
建议设定三年过渡期，逐年递减，由改制后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担，确保公共服务不断档。这也是给地方和企业留出喘息的时间。”
他写到这里的时候，听到门外传来极轻的脚步声。脚步声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走开了。
他知道是柳絮，她起来看见他不在卧室，过来看了一眼又走了。
其四，关于改制周期的问题。“改制的执行周期不宜超过六个月。周期过长，职工的不确定性焦虑会累积，反而增加稳定风险。
建议在改制方案中明确时间表，每个阶段设定明确节点，定期向职工通报进度，不可中途搁置或无限期拖延。”
他写完这一段，放下笔，把前面写的内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四条，不长不短。没有一句废话，每一条后面都有具体的操作指向。他翻到最后一页空白页，在末尾加了一行字。
“以上诸条，仅为基层走访所见所感，未经系统论证，仅供参考。”
这句话是必须加的。他不是在交一份政策建议书，他是在交一份观察记录。
观察记录可以有不准确的地方，可以用“仅供参考”收尾。
这个结尾既保留了分寸，又让阅读的人知道他真正想的已经全写在上面了。
他把稿纸摞好，在桌面上顿了两下，对齐边缘。钢笔帽拧上，搁在稿纸旁边。
这篇报告的本质，是在用明确性对冲不确定性。工人怕的不是穷，是未知。
他们不知道改制之后自己会去哪儿，不知道社保能不能接上，不知道孩子的学校还在不在。
这些不确定性，才是真正的恐慌来源。如果能通过制度设计，把这些不确定性一个一个消除掉——
安置方案明确了，社保接续确认了，过渡期安排敲定了，时间表公布了——
恐慌自然就消解了。每一次不确定性的消除，都是在降低社会动荡的风险。这不仅是经济改革，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另一半窗帘拉开。整面窗户的晨光涌进来，把书房照得透亮。
他转身下楼。柳絮正坐在客厅的地毯上，程怀安坐在她怀里，手里攥着一根磨牙饼干，柳怀远趴在茶几上看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