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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特里接过去，低头就看。
看到“子女教育”那一行的时候，他猛然抬起头。
“家属也在里面？”
谢尔盖点了一下头。
德米特里把传真举起来，转向身后那群工程师高声喊道。
“都自己过来看看。”
传真在七八个人手里传了一圈。
办公室里没人话。
团队里最年轻的工程师安德烈，去年刚添了个女儿。
这会儿正拿着那张写有“子女教育和语言适应支持”的纸，翻来覆去看，嘴唇哆嗦了两下。
他老婆上个月刚跟他吵过一架。
吵架的原因就是孩子。
莫斯科的幼儿园排队排了半年没排上，他们住的那片区域治安也越来越差。
老婆问他“你到底还要在这耗多久”，他突然就答不上来了。
现在答案在手里攥着。
传真转了一圈回到谢尔盖手里。
他把纸叠好，放进桌上那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是他之前装集体申请用的，封面上还写着“致张韬先生”。
谢尔盖站起来，扫了一圈屋里所有人。
“这次是给我们的研究找一个能活下去的地方。”
……
掌声瞬间响起。
从递交申请到等回复，五天时间，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在假装正常干活，实际上心思全挂在传真机旁边。
谢尔盖把那些方案念完最后一行的时候，安德烈第一个拍起了手。
紧跟着是德米特里，然后是他身后那一整排工程师。
安德烈直接从座位上蹦起来，一把搂住旁边的同事，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晃了好几下。
那个同事被他勒得直咳嗽，也没推开，反手拍着他后背，嘴里蹦出一长串俄语，语速快得像机关枪。
几个年轻工程师围在一起叽叽喳喳个不停，有人已经在掰着手指头算搬家的时间表了。
“设备先走还是人先走？”
“当然人先走。设备打包至少要两周，咱们先过去把实验室布局定了。”
“我的那套示波器必须随身带，托运我不放心。”
“你那破示波器用了八年了，人家给你备了新的……”
“新的归新的，我那台手感不一样。”
谢尔盖没有参与这些讨论。
他站在窗边，看着办公室里这群平时沉闷到开会都不爱话的理工男突然变得吵吵嚷嚷，嘴角往上提了一下，没话。
当天晚上，实验室的灯亮到凌晨两点。
所有人都在兴高采烈地收拾东西。
几个年轻工程师搬出了积攒多年的技术笔记、参考书籍和实验数据备份盘，一箱箱地分类打包。
有人用马克笔在纸箱侧面写上“优先”“次优先”“可晚发”，分得仔细仔细的。
安德烈把自己工位上的全家福照片取下来，用报纸包了三层塞进背包里。
德米特里没有收拾自己的东西。
所有人都在忙的时候，他一个人走进了旧实验室。
这间实验室跟着他们搬过三次。
最早在研究所的地下室，后来挪到莫斯科郊区租的厂房，再后来到了现在这个地方。
每搬一次，设备少一批，人也少一批。
最难的时候，研究所解体，经费断了，连暖气费都交不起。
整个冬天实验室里零下十几度，几个人穿着军大衣做实验，手冻得握不住焊枪。
工资拖了四个月没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