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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28日，星期三，农历三月十三，晴，南风转北风，午后凉。
夜风从窗缝里钻进来，藤萝叶子在路灯底下沙沙响。窗台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黄土，我伸手指一抹，指腹上沾了黄粉，像谁把一整个春天的尘都轻轻搁在了这里。远处井架上的灯在风里晃，光晕一圈一圈的，隔着几条巷子看过去，像有人提着旧灯笼在野地里慢慢走。
昨天在家改错题，咳嗽从昨天开始，不重，但嗓子痒。教室倒计时牌还剩70天。戴玉主任4月27日检查了政治框架纸，我的那份她给了个“优”。
早上五点半醒。天还没亮透，窗纸是灰蓝的。母亲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烧水，铝壶盖被水汽顶得嗒嗒响。我躺着听了一会儿，先摸了摸额头，不烫。再清了清嗓子，喉咙深处还是有一层薄薄的痒，像有一根细羽毛横在那里，不动还好，一动就挠人。
起床，吃药，吃早饭。九粒药，白色、黄色、橙色、粉色，摊在手心里，像一小把颜色不一样的豆子。我盯着看了两秒，才一把送进嘴里，灌了两口水。药片滑下去的时候苦味儿从嗓子眼漫到舌根，我皱了皱眉，母亲在桌边看见了，把粥碗往我这边推了推。
“吃口粥压压。”她站在桌边，围裙带子在背后晃了晃，“别空着肚子。”
我低头喝了两口。小米粥温温的，滑过喉咙时把那层痒压下去一点。
到老槐树底下，晓晓已经在等了。她今天把齐肩短发别在耳后，手里攥着两个包子，塑料袋上凝着水汽。看见我，她先看我的脸，又看我的嗓子。
“咳了没？”晓晓眉头轻轻动了一下。
“早上没咳。”我说。
“晚上呢？”晓晓问。
“夜里咳了两声。”我说。
晓晓没说话，把水壶递过来。我接过来喝了一口，豆浆是热的，烫得舌尖一缩。她看着我把水壶拧好，才推着车往前走。
上午第一节课，孙平老师讲古文。粉笔在黑板上吱吱响，他后脑勺那撮翘起来的头发跟着一颤一颤的。我坐在第一排正中，听讲台清楚，笔记记了两页。到了第二节课，背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再就业”，背到第三遍，喉咙深处忽然像有一根细羽毛在挠。我抿住嘴，想咽口唾沫压下去，越咽越痒。憋了半分钟，还是低头咳了一声，很浅，像清嗓子。
咳完耳朵里“嗡”地一响，像绷了一根细钢丝在耳道里，平时被一层薄膜捂着，这一咳把薄膜震松了。
晓晓坐在我右边，把政治框架纸转过来，笔尖点着“减员增效”四个字，侧过脸看我：“先看这一行，别硬背。”她的声音压得很低，手指在纸面上点了点。
我点头，把这一行抄了三遍。抄到第三遍，喉咙又痒，赶紧端起水杯抿一口。水咽下去那一下，耳朵里“咯噔”一声，蝉鸣退开半秒，又贴回来。
下午自习，咳嗽一阵阵往上顶。我压着嗓子咳，肩膀一耸一耸，怕影响旁边人。咳到第四声，眼眶有点湿，太阳穴发胀。前排有人把北窗开了一条缝，风进来，我反而咳得更深。咳完耳朵像被塞进一团湿棉花，外面的翻书声、椅子腿刮地声都退远了，只剩耳朵里一根细钢丝，越静越响。
晓晓没说话，只把她的水杯从右边推到我桌角，手指在杯壁上点了点。我摆摆手，示意没事，把政治框架纸立起来挡住脸，又咳了两声。
课间的时候，贾永涛从后排走过来。他瘦高个子，走路时肩膀一晃一晃，手里攥着一个纸包。他站到我桌旁，低头看我，眉头皱着。
“莫羽，你咳了一下午了。”他把纸包往我桌上一放，手指在纸包上按了按，“我妈熬的枇杷膏，让我带给你的。她说咳嗽别硬扛。”
“替我谢谢你妈。”我把纸包收进书包。
“谢什么。”贾永涛摆了摆手，又补了一句，“我妈说，枇杷膏一天喝两回，早一回晚一回。别兑水，直接含。”他伸出一根手指，比了个“二”。
“记住了。”我点了点头。
“还有。”贾永涛往我桌边凑了凑，压低声音，眼睛往晓晓那边瞟了一眼，“你英语完形那个however和whatever，我昨天也错了。咱们要不要一起把那两个词抄十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