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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白天过得异常平静,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毛。
凌清墨上午去了趟局里,把昨晚的发现整理成了一份只有她自己能看懂的报告——不是正式的案情记录,而是写在一个私人笔记本上的、杂乱无章的线索拼图:沈墨安、灵墨、借寿、因果、九十年。这些词汇放在任何一份正式的警务报告中都会被当成精神错乱的产物,所以她选择将它们留在纸页之间,锁进自己的抽屉。
那方砚台她带在身边,没有放回证物柜。她用一块绒布包好,放在背包里,寸步不离。经历过昨晚的事情之后,她已经不相信任何证物柜能够锁住这件东西——它能自己回到清墨斋一次,就能自己回去第二次。
下午,她补了一会儿觉,但睡得并不安稳。梦中反复出现同一个画面:一面铜镜,镜面上映着一张模糊的脸,那张脸在对着她笑,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最后整个镜面裂开,涌出浓稠的蓝色墨汁,将她淹没。
她惊醒时,发现右手手背上的墨纹正在微微发光,像是刚刚从梦境中汲取了什么能量。她盯着那些纹路看了片刻,然后用袖口遮住,起身洗了一把脸。
傍晚,沈逸之来了。
他带了两样东西:一盒桂花糕,和一把折叠起来的纸伞。
“桂花糕是路过那家老字号顺手买的。”他把糕点放在桌上,然后举起那把纸伞,“这把伞,是我从我爷爷的遗物里翻出来的。”
凌清墨拿起那把纸伞,展开来看了一眼——伞面是素白的宣纸,上面画着一枝墨梅,枝干虬劲,花瓣疏朗,笔法极为老练。在伞柄的末端,刻着一个小小的“沈”字。
“你爷爷的?”她问。
“我爷爷叫沈云樵,民国年间在青萍路开过一家书画店。”沈逸之的语气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但他很少提起那段往事。我只知道他后来关了店,搬了家,改了行,再也没有碰过笔墨。我小时候问过他为什么,他只说了一句话——‘有些东西,碰不得。’”
他顿了顿,看着那把纸伞上的墨梅,目光幽深:“我以前不明白他说的‘有些东西’是什么。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了。”
凌清墨将纸伞收好,还给他:“今晚带上。”
她没有多问。如果沈墨安说的第三件事是真的——当墨纹覆盖全身的那一天会发生什么——她宁愿沈逸之知道得越少越好。
亥时,青萍路17号。
这一次,门没有锁。那盏纸灯笼也没有出现,但书铺内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堆积的灰尘不见了,破损的书架被修复了,甚至连空气都变得清新起来。柜台上的油灯亮着,灯芯跳动着温暖的火苗,照亮了一小片区域。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人。
不是沈墨安。
是一个女人。
她看起来大约三十岁出头,穿着一件素净的靛蓝色斜襟衫,头发挽成一个简单的发髻,簪着一根银簪。她的面容清秀温婉,但那双眼睛却透着一股与她的外表不相称的精明和锐利。她正低头翻看着一本账册,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对着凌清墨微微一笑,那笑容中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了然。
“你来了。”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让人莫名安心的沉稳,“我等了你一会儿了。请坐。”
凌清墨没有坐。她站在柜台前,打量着这个女人,心中快速地搜索着可能的身份——沈墨安的妻子?后人?还是别的什么存在?
女人仿佛看穿了她的疑惑,放下账册,自我介绍道:“我叫苏蕴文。沈墨安的未婚妻。”
她说出“未婚妻”三个字时,语气平淡,但眼中掠过一丝极其细微的黯然,如果不是凌清墨的职业习惯使然,几乎不可能捕捉到。
“九十年前,他失踪的前一天,我们刚刚交换了庚帖。”苏蕴文垂下眼帘,手指轻轻摩挲着账册的边角,“他说他要去做一件事,做完之后就回来娶我。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她抬起头来,重新看向凌清墨,目光中已经没有了黯然,只剩下一种沉淀了九十年的平静:“我找了他三十年。从民国十五年找到抗战胜利,从青萍镇找到重庆,找到上海,找到香港。直到我老了,走不动了,我才明白——他不是不想回来,他是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