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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执照的七天,不能干等。
院里没料,没单。
十台机器,一天开两个钟头,就算多的。
“这么下去不行。”阎埠贵把账本一合,“备用金十二块八,撑不了十天。”
“那怎么办。”三大妈问。
“想法子挣钱。”
“拿什么挣。”
“手里有什么,就挣什么。”热芭说。
她把剩下的布头全倒出来。
哗啦一声,铺了一地。
“围裙、手套、袖套、包布。能做的都做。”
“做了卖给谁。”
“卖集市。”
三大妈的脸一下拉下来。
“摆摊?”
“摆摊。”
“我不去。”三大妈把身子一扭,“我这把年纪,站街上吆喝,丢人。”
“丢人?”热芭看着她,“你一个月挣二十四块四的时候,怎么不嫌丢人。”
“那不一样。”
“哪不一样。”
“那是踩机器。”三大妈说,“那是手艺。站街上喊,那是小贩。”
“小贩怎么了。”
“小贩让人看不起。”
“看不起你的人,也不会买你的东西。”热芭说,“买你东西的人,看得起你。”
三大妈不说话了。
她蹲下去,抓起一块花布,翻来覆去地看。
“这花布,做围裙?”
“做。”
“谁穿这么花的围裙。”
“做饭的穿。”热芭说,“油点子落上去,看不出来。”
三大妈想了想。
“那倒是。”
第二天五更,天还黑着。
镇口的集市已经摆开了。
卖菜的、卖鱼的、卖豆腐的,一溜排开。
担子搁在地上,热气从筐里冒出来。
有卖热汤面的,锅盖一掀,白汽冲上天。
三大妈吸了吸鼻子。
“这面,真香。”
“卖了钱,请你吃。”热芭说。
“真的?”
“真的。”
“那我要加个鸡蛋。”
热芭占了个角落,铺开一块旧布。
布上摆着围裙、手套、袖套。
摆得很整齐。
三大妈站在摊后头,脸绷得紧。
“吆喝啊。”热芭说。
“我不喊。”
“不喊,人家不知道你卖什么。”
“我张不开嘴。”
“你平时嗓门不是挺大。”
“那是在院里。”
秦淮茹在旁边笑了一下。
“我来。”
她清了清嗓子。
“围裙——手工缝的!布头拼的,结实!三毛一条!”
她嗓门不大,可字字清楚。
一个挎篮子的妇女停下来。
“三毛?新的?”
“新的。”秦淮茹把围裙抖开,“你看这针脚。三毛,不贵。”
妇女摸了摸,翻了翻。
“这颜色花的。”
“花的好看。”秦淮茹说,“做饭穿,油点子落上去,看不出来。”
妇女笑了一下。
“来一条。”
第一笔钱,三毛。
三大妈在旁边看着,眼睛动了动。
过了一会儿,来了个男人,看手套。
“这手套多钱。”
“一毛五。”三大妈开口,声音有点干。
“一毛五?市面上一毛。”
“我这个厚。”三大妈把手套翻过来,“手心加了衬。你摸摸。”
男人摸了摸。
“是厚。”
“厚才不冻手。”三大妈说,“你干活戴这个,一天不冻。”
“一毛二。”
“一毛四。”
“一毛三。”
“一毛三,不卖。”三大妈把手套收回去,“我拆了三回才做出来。一毛三,我赔工夫。”
男人看了看她。
“行。一毛五。”
三大妈把手套递过去,收钱。
钱攥在手里,她愣了半天。
那是一张一毛的,一张五分的,皱巴巴的。
“卖出去了。”她小声说。
“卖出去了。”热芭说。
“我吆喝的。”
“你吆喝的。”
三大妈忽然把腰直起来。
“围裙——三毛一条!”她喊,“手套——一毛五!手工的,厚实!”
嗓门大得半个集市都听见了。
秦淮茹捂着嘴笑。
大姐站在摊子最边上,怀里抱着个小包袱。
包袱里是袖套。
她一直没开口。
“桂兰。”热芭叫她。
“啊。”
“你也喊一声。”
“我……我不会喊。”
“就说一句。袖套,两毛。”
大姐的嘴唇动了动。
“袖……袖套,两毛。”
声音小得像蚊子。
一个老太太走过来。
“丫头,你说什么?”
“袖套,两毛。”大姐又小声说了一遍。
“做啥用的。”
“套袖子上,干活不脏衣服。”
老太太拿起来看。
“针脚不错。”
“我自己缝的。”大姐说。
“你缝的?”
“我缝的。”大姐抬起头,声音大了一点,“我三天才学会。”
老太太笑了一下。
“来一副。”
大姐收钱的时候,手在抖。
她把两毛钱递到热芭手里。
“热,我卖了一副。”
“我看见了。”
“我说话,她听见了。”
“听见了。”
大姐的眼圈红了。
一上午,卖了九块三。
回院的路上,三大妈走在最前头。
她把钱袋掂了掂。
“九块三。”她说,“比踩机器少。”
“可这是白捡的。”热芭说,“料是废的,工是闲的。”
“也是。”三大妈想了想,又笑了,“明天还去?”
“去。”
“那我明儿早点起。”
“你不嫌丢人了?”
“丢人?”三大妈把脖子一梗,“我挣钱,丢什么人。”
第四天,工商所来了信。
不是执照,是一句话。
李经办把热芭叫到窗口外头。
“热同志,你们的材料,我送上去了。”
“谢谢。”
“可我听见一句话。”李经办压低声音,“上头有人打过招呼,说你们的材料,要‘慎重’。”
“谁打的招呼。”
“我不能说。”李经办说,“我就是提醒你一句。”
热芭站在窗口外,没动。
“慎重,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压着。”
“压多久。”
“不知道。”
热芭把回执拿出来,看了看。
上面写着:受理日期,受理编号。
纸边已经被她摸得发软。
“李同志。”她说,“材料齐不齐。”
“齐。”
“齐了,按规矩,七个工作日。”
“是七个工作日。”李经办说,“可规矩是规矩,招呼是招呼。”
他顿了顿。
“热同志,我跟你说句实在的。你这材料,我看了三遍,挑不出毛病。”
“那为什么不批。”
“因为我上头还有人。”
热芭把回执折好。
“那我去区里。”
李经办抬起头。
“你去区里?”
“材料齐,你们压着,我就往上问。”
“热同志,你这……”
“我不是告你。”热芭说,“我是问一句,这执照,到底缺什么。”
“缺什么,我也不知道。”李经办说,“可我告诉你,去了也没用。”
“没用也得去。”
区工商局在县城,坐车要一个钟头。
热芭天不亮就走。
长途车颠,玻璃漏风,她坐在最后一排,怀里抱着布包。
颠了一路,胃里翻。
下车的时候,她扶着车门站了一会儿。
县城的路宽,人多,自行车铃响成一片。
区局的楼比镇上的高,门口有两级台阶。
台阶上结着冰,她扶着栏杆上去。
她进去,问了三个人,才找到工商科。
科里坐着一位老同志,姓何。
头发白了一半,戴着眼镜,正在看报。
桌上摆着一只搪瓷缸,缸盖上放着半块烧饼。
“同志,办什么。”
“问个事。”
“说。”
热芭把材料一样一样摆在桌上。
“我们是澄港镇街道副业组。执照材料交到镇工商所,七个工作日,压着不批。”
何科长把报纸放下。
“压着?有回执吗。”
“有。”
热芭把回执递过去。
何科长看了看。
“材料呢。”
“都在这儿。”
何科长一样一样翻。
翻得很慢。
翻到那张听证记录,他停了一下。
“制度组的?”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