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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其必然失败的根子，就是其麾下各路人马缺粮缺饷，缺乏严格训练。
而这个根子的根子，就在于朝廷催逼太急，就在于崇祯皇帝做事追求立竿见影，太过急切，根本不给孙传庭从容布置、稳扎稳打的时间。
但是要继续追根溯源的话，最终的根源还是在于朝廷财政的崩溃。
不论是崇祯皇帝本人，还是满朝文武大臣，都不希望战争旷日持久打下去，原时空的松锦之战是如此，这一世的河南府之战也是如此。
因为朝廷财政崩溃，拿不出更多钱粮，前线多耗一天，朝廷就多一天的开支，所以他们只会催逼前线的统帅尽快决战。
但是决战失败的责任，他们却不愿担负一点，总是一股脑推给前线的将帅。
这倒不是杨振给那些走投无路后选择从贼的将领，比如说牛成虎、白广恩、郑嘉栋和陈永福这些人洗白。
他跟这些人也没什么交情，犯不着给他们洗白。
杨振只是想让杨朝进知道，或者说杨朝进背后的京师朝堂知道，在朝廷财政崩溃，根本拿不出粮饷的情况下，军队并非越多越好。
在这个问题上，杨振是有发言权的。
这两年来，杨振没少往关内派驻军队，登莱援剿先遣军、金海援剿先遣军，全都是动辄上万人的规模。
但是他们的作战活动区域受限，最远也就是到达过豫东、豫东南地区，再往西，或者再往南，不论是方一藻、方光琛父子，还是手底下的各路将领，心中都有疑虑，甚至是有点胆突。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他们的补给线，严重依赖登莱，严重依赖海州、赣榆一带海港。
离开徐州、海州一线，他们就得不到任何有效的补给，朝廷从未给他们调拨过一次粮草饷械，他们也从山东、河南、南直隶征集不到足够的粮草饷械。
别说征集到足够的了，能征集到的粮饷，连他们全军所需的一成都不够。
地方官不配合只是其一。
最根本的是人都没了，地都荒了，各方商旅也断绝了，你想征粮，征税，也没地方可征，根本就没有，你怎么征？
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却又承担着本该由朝廷承担的收容流民、救济流民的责任。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作战半径只能围着徐州附近打转，往西远一点，只能把兵力投送到归德、开封等处，往南远一点，可以把兵力投送到凤庐、汝宁等地方。
再远一点，就够不到了，至少粮食和弹药补给方面就将失去有效的保障。
在这样的情况下，登莱援剿先遣军、金海援剿先遣军南下之后，也只能勉强维持，优先保证自己的生存。
就这，还算是情况好一点的。
当然了，如果统兵的主帅彻底放开了军纪，走以战养战的路子，放任麾下人马从地方官府强征粮饷，从百姓手中掠夺钱粮，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今关内许多地方，地方官府和老百姓在流贼和官军之间，更害怕官军过境，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杨振是从来不允许自己麾下人马这么做的。
因为他很清楚，官军一旦这么做，民心就彻底丢了，到时候老百姓都站在流贼那一边了，剿贼还怎么剿，谁是兵，谁是贼都分不清了。
然而这也就意味着，登莱援剿先遣军、金海援剿先遣军，人数不少，装备也行，但却只能在徐州、海州一带驻扎。
因为他们一旦离开，这块地盘且不说能不能保住，首先一点他们就会失去补给，一旦失去补给，如今聚拢在他们周边的各路人马，很可能快速分崩离析。
事实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张存仁的那支人马身上。
自从入关之后，他们的粮草饷械供应，就完全依赖朝廷和地方官府了。
但是朝廷财政困难，缺钱缺粮，有限的粮饷还要优先供应前线，说白了就是根本没有多余的粮草饷械供应给他们。
军队要活，人马要养，张存仁只能跟着总督王永吉，求爷爷告奶奶的从通州、从保定本地官府的牙缝里往外扣钱粮。
于是在关外曾经叱咤风云的人马，到了保定，是龙也得盘着，是虎也得卧着，既没有开赴前线作战，也没有发起其他什么大的作用。
洪承畴所部人马也是如此，他们入关迟缓，入关后南下同样迟缓，问题就出在钱粮供应和后勤补给上。
历经多年清虏入寇与流贼作乱之后，不仅朝廷缺钱，而且京畿残破，北直残破，山东残破，河南残破，山西和西北就更不用说了。
朝廷让洪承畴率军南下，督师剿贼，可却拿不出一分银子，给不出一点粮械，口惠而实不至，你让他拿什么填饱麾下将士的肚子？
加上除了洪承畴封侯之后，其麾下将领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当总兵，实质性的钱财上面的赏赐是一点也没有。
就这么硬生生拖了几个月，拖到孙传庭兵败了，流贼大军占据关中了，朝廷急眼了，终于东挪西借筹措了一笔钱粮，让洪承畴的人马押着南下了。
但是最好的时机已经丧失了。
这一次，朝廷又派杨朝进来催自己，杨振也不再藏着掖着惯着，干脆直接把话挑明了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