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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正雄站在他身后。
“佐藤先生,张氏已经到了武汉。她住进了钟巧英的厂里。”
佐藤喝了一口酒。
“钟巧英收留她了?”
“收留了。给她安排了住处,还给了她饭吃。”
佐藤笑了一下。
“我说过,这个女人心软。对她二婶都下不了狠手,更何况别人。”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等。”佐藤放下酒杯,“她快生了。预产期就在这个月。等她生了孩子,我们就出手。现在不急。”
“张氏能帮我们做什么?”
佐藤想了想。
“不用她做什么。她在那里,本身就是一枚棋子。钟巧英收留她,就是多了一个累赘。多一个累赘,就多一分负担。负担重了,人就容易倒。”
田中低下头。“佐藤先生高明。”
佐藤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
五月六日。汉口郊外。午后。
陈树生的明信片到了。
北平寄来的,邮戳盖了三四个,日期乱七八糟的。明信片正面是一张照片——清华园的礼堂,灰砖灰瓦,老槐树遮了半边天。
背面写着四个字——“一切安好。”
字迹很工整,像他这个人。
字的旁边画了一朵小花,歪歪扭扭的,像是用钢笔随手画的。花有五瓣,
巧英看着那朵花,看了很久。
她认识这种花。小时候在苏城,陈树生教她画画,画的第一朵就是这个。他说这叫“五瓣梅”,路边到处都是,不娇气,什么土都能活。
他把这朵花画在明信片上,是告诉她——我还活着,我还在。
巧英把明信片翻过来,看着清华园的礼堂。
“树生哥,”她在心里说,“你在北平,我在武汉。你画了一朵花给我。我收到了。”
她把明信片放进抽屉,和那些信放在一起。
五月八日。汉口郊外。夜。
巧英睡不着。
肚子太大了,躺着喘不过气,坐着腰疼,站着腿肿。她靠在床上,枕头上垫了两个枕头,还是不舒服。
章佩瑜端着一碗红枣汤走进来。
“喝点。安神的。”
巧英接过碗,喝了两口。
“佩瑜姨,您说怀瑾现在在哪儿?”
章佩瑜在她床边坐下来。
“不知道。可能在河南,可能在安徽,可能在不知道什么地方。”
“您想他吗?”
章佩瑜沉默了一会儿。
“想。每天都想。但想也没用。他活着,我不在他身边。他死了,我想他也回不来。”她顿了顿,“所以我不想。想了,难受。”
巧英放下碗。
“我做不到。我每天都在想。”
章佩瑜看着她。
“你是孕妇。孕妇想多了,对孩子不好。”
“我知道。但我控制不住。”
章佩瑜叹了口气,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那就想吧。想累了就睡着了。”
她站起来,走了。
巧英躺下来,把手放在肚子上。
“孩子,你爹可能在河南。河南很大,不知道在哪个角落。但他活着。娘知道。”
肚子里的小东西翻了个身。
“你也觉得?那就对了。”
窗外,后院的那盏灯还亮着。
她看着那盏灯,闭上眼睛。
五月十日。汉口郊外。清晨。
巧英站在院子里,看着红豆架。
架子上的叶子已经长满了,嫩绿嫩绿的。架子是她让老周搭的,老周问“种什么”,她说“种红豆”。老周没问为什么,就去买了种子,种上了。
她把手放在肚子上。
“孩子,你爹在苏城的时候,娘也种过红豆。种在院子里的。没来得及摘就打仗了。”
章佩瑜从灶房出来,手里拎着一只杀好的鸡。
“你今天别干活了。躺着。”
“躺不住。”
“躺不住也得躺。你这肚子,说生就生,不能乱跑。”
巧英看着她。“佩瑜姨,您比我娘还唠叨。”
章佩瑜白了她一眼。
“你娘要是在,比我还能唠叨。”
她拎着鸡走进灶房。
巧英站在红豆架她的脸上、肩上、肚子上。
她把手放在肚子上。
“孩子,你看。春天了。红豆发芽了。等你生出来,红豆就开花了。等你长大,红豆就结荚了。”
她笑了笑,转身走回账房。
坐下来,翻开“经纬之心”。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日。最后一批订单做完了。厂里没有原料了,没有钱了。织机停了,厂房空了。我坐在织机旁边,摸了我娘摸过的木头。张氏来了,一个人在苏城待不下去,跑来找我。她瘦了很多,老了十岁。我让她住下了。不恨她了。恨不动了。云澜哥来信说找到了他娘被关的地方。他说如果出事,别等他。我把信藏起来了,没给别人看。陆长官说河南信阳有一个失忆军官,不知道是不是怀瑾。我让他继续查。不是也没关系,查了才知道是不是。树生哥寄了一张明信片,画了一朵五瓣梅。他小时候教过我画这种花。不娇气,什么土都能活。我也要像那朵花。什么土都能活。”
她合上账本,吹灭了灯。
窗外,后院的那盏灯还亮着。
她把手放在肚子上。
“孩子,灯还亮着。娘还在等。”
远处有炮声,闷闷的,像天边的雷。
她听着那个声音,慢慢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