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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二日。汉口郊外。午后。
钟庆堂站在工厂门口,瘦得像一根竹竿。
他穿着一件灰布军装,没有肩章,没有徽章,脏得看不出颜色。脸上全是灰,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嘴唇干裂了好几道口子。脚上的鞋破了一个洞,露出脚趾头,趾甲里全是泥。胳膊上还有一道新伤,结了痂,黑红色的。
春桃第一个看见他,手里的扫帚掉在地上。
“庆堂少爷?!”
钟庆堂咧嘴笑了。那笑容不再像从前那样没心没肺,眼角多了几道硬邦邦的皱纹。
“春桃姐,我回来了。”
春桃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小姐!庆堂少爷回来了!”
巧英正在账房里整理账本,听见喊声,手顿了一下。她撑着桌子站起来,肚子大了,起身费劲。她走出账房。
钟庆堂已经走进院子了。他站在石桌旁边,看着巧英。她的肚子很大了,走路慢,一步一步的。阳光照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镀了一层金。
他的眼眶突然红了。
“巧英,你胖了。”
巧英看着他,看了很久。
“堂哥,你瘦了。”
钟庆堂低下头,看着自己破了的鞋。
“跑运输,天天在路上。有时候一天吃一顿,有时候两天吃一顿。瘦了正常。”
巧英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肩膀上的骨头硌手。
“进来坐。春桃,倒水。”
钟庆堂坐下来,连喝了三大碗水,才缓过气来。他把碗放下,抹了抹嘴,看着巧英的肚子。
“快生了吧?”
“快了。就这几天。”
“怀瑾知道吗?”
巧英低下头,看着手上的戒指。
“不知道。他走之前,我跟他说了。但他有没有收到信,我不知道。”
钟庆堂沉默了一会儿。
“巧英,我在河南那边听说了一些事。”
巧英抬起头。“什么事?”
“信阳那边有一个失忆的军官。我在兵站听人说的。兵站的老梁头,是从芜湖医院退下来的护理兵。他说——‘庆堂,我在芜湖见过一个跟你老乡很像的人。头部受伤,什么都不记得了。左手虎口有一道疤。’”
钟庆堂的声音压得很低。
“老梁头说,那个人个子比你高半个头,瘦,脸白。不爱说话,总是一个人坐着发呆。有人问他家是哪里的,他说想不起来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就叫李长河。”
巧英的手指攥紧了桌沿。指节发白。
“左手虎口的疤——斜的?”
“斜的。”
巧英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她没有擦。
院子里安静了。风从红豆架上吹过来,叶子沙沙响。
章佩瑜从灶房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面。她走到钟庆堂面前,把面放在桌上。
“吃吧。路上没吃东西吧?”
钟庆堂抬起头,看着章佩瑜。她的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比以前深了。
“佩瑜姨,谢谢您。”
章佩瑜没有说什么,转身要走。
钟庆堂叫住她。“佩瑜姨,那个人——左手虎口有疤。跟怀瑾一样。”
章佩瑜站在那里,背对着他。她没有回头,肩膀微微颤了一下。
“你亲眼看见了?”
“没有。部队调防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章佩瑜站了很久。灶房里传来锅盖掉在地上的声音,哐当一声。她没有回头,走进了灶房。
张氏是从后院跑出来的。她跑到儿子面前,抱住他就哭。
“庆堂!”
钟庆堂站着,没有推开,也没有抱住。他的手垂在身体两侧,攥着拳头。
“娘,您别哭了。”
“我不哭,我不哭。”张氏松开他,擦了擦眼泪,又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你瘦了。”
“跑运输跑的。过几天就胖回来了。”
张氏看着他的手。手上全是茧子,指节粗得像树根。
“庆堂,你恨娘吗?”
钟庆堂沉默了一会儿。
“不恨。但您不该来武汉。”
张氏愣住了。
“佐藤的人盯着您。您来了,就把祸带来了。”钟庆堂的声音很平,“巧英一个人扛着厂,扛着日本人,扛着佩瑜姨,扛着肚子里的孩子。您来了,她还得扛您。”
张氏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我还能去哪儿?”
“您可以去重庆,可以去昆明。去哪儿都行,就是不该来武汉。”
张氏说不出话。她蹲下来,蹲在院子里,捂着嘴哭。
巧英走过来,把手放在钟庆堂的手臂上。
“堂哥,别说了。二婶来了就来了。”
钟庆堂看着巧英,看了很久。
“巧英,你太心软了。”
“不是心软。是没办法。”巧英把手放在肚子上,“她是我二婶。”
入夜。钟庆堂坐在院子里,喝酒。
不是好酒。是刘长河从小店打的散装白酒,装在搪瓷缸子里,味道冲,入口辣。他喝了一口,呛得咳嗽。
刘长河蹲在他对面,也端着一个搪瓷缸子。
“庆堂,你在日本待了三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钟庆堂又喝了一口。这次没呛。
“三年。我爹送我去的。”他顿了顿,“我爹说——‘庆堂,你去日本学本事。学回来,帮爹把钟家拿过来。’他说的‘拿过来’,是从我大伯手里夺过来。”
刘长河没有说话。
“我在东京待了三年。学日语,学商科。住在学校附近,一间很小的公寓。房东是个老太太,人很好,看我一个人,有时候给我多盛一碗饭。”
钟庆堂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星星。汉口的光太亮,星星看得不多,只有几颗,零零散散的。
“第二年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人。日本女人。叫山本和子。”
刘长河的手顿了一下。
“她是学校附近一家茶馆的老板娘的女儿。我去喝茶,她端茶过来。后来熟了,我教她中文,她教我日语。她的中文说得不太好,我的日语也说得不太好。两个人比划着说,说得乱七八糟,但能懂。”
钟庆堂说到这里,笑了一下。那笑容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
“和子是个很好的人。她不在意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她只知道——这个人会说中文,会说日语,跟她聊天很开心。”
“后来呢?”
“后来有一次,几个日本学生在茶馆里议论中国,说了很难听的话。我站了起来。和子拉住我,把我拽到后院。她哭了。她说——‘庆堂,你别跟他们吵。他们不懂。’我说——‘他们骂的是我的国家。’她说——‘我知道。但你一个人,说不过他们。万一动了手,吃亏的是你。’”
钟庆堂把搪瓷缸子里的酒喝了一口。
“她哭了一会儿,不哭了。她说——‘你是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罢,你都是钟庆堂。’”
刘长河沉默了很久。
“你们后来还有联系吗?”
“有。我回中国以后,还跟她通过信。她给我寄过照片,在茶馆门口拍的,穿着和服,笑得很开心。”钟庆堂的声音低了下去,“后来打仗了,信寄不出了。她的最后一封信,是去年春天收到的。她说——‘庆堂,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再见。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不管发生什么,你都是。’”
他把搪瓷缸子里的酒一口干了。
“三年。我在日本三年。学到的不只是日语和商科。我学会了——日本人里也有好人。和子是好人。她娘也是好人。”
刘长河放下搪瓷缸子。
“庆堂,你不恨日本人?”
钟庆堂沉默了很久。
“我恨那些拿着枪杀中国人的日本人。我恨佐藤,恨渡边,恨那些烧了钟家库房的人。但和子——她不拿枪。她只是一个端茶的姑娘。”
他站起来,走到红豆架旁边,背对着刘长河。
“但我也知道,再也回不去了。打仗了。她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她的国家在打我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写信、聊天、比划着说那些乱七八糟的话。”
刘长河看着他的背影,没有接话。
“我爹以为日本是天堂。他不是。和子那样的普通人,也不是。但日本人有枪,有炮,有飞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要挨打,要逃难,要眼睁睁看着弟弟被人带走。”
钟庆堂的声音停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