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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英把碗放下,重新拿起梭子。春桃站在旁边,看着她的侧脸。巧英的脸上没有表情,像一潭静水。但春桃跟了她这么久,知道水面下的暗流。
“小姐,舍不得吧?”
巧英推了一梭子。“他该走了。”
“我知道。”春桃低下头,“可是小姐,您一个人——”
“我不是一个人。”巧英的手没有停,“我有云锦坊,有苏姨,有你们。”
织机的咔哒声在厂房里响着,和院子里的蝉声混在一起。今天是八月二十四,蝉还在叫,叫得不依不饶,好像不知道秋天要来了。好像不在乎。
春桃转过身,跑出厂房。她蹲在腊梅树下,捂着嘴哭了。哭了一会儿,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走进灶房,开始做晚饭。
天快黑的时候,巧英站在院子里的红豆架旁边。藤蔓密密匝匝的,豆荚藏在叶子底下,嫩嫩的,小小的。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一个豆荚。她想起树生哥说——八月走,正好开花。花开了,他还没走。等豆荚成熟的时候,他已经在长沙了。她会在苏城,在红豆架底下,织她的锦,等他的信。
陈树生出火车站回来,走进院子。
“巧英,票买到了。九月一号,从沪上坐船到汉口,再从汉口坐火车到长沙。”
巧英点了点头。“还有七天。”
“嗯。”
两个人站在架子底下,晚风吹过来,藤蔓轻轻摇着。
“树生哥,长沙的校舍,长什么样?”
“我也没见过。王教授说在岳麓山下,靠着湘江。山清水秀,比北平暖和。”
巧英想象了一下那个地方——有山有水,没有岛国宪兵队,没有渡边家。他在那里上课、做实验、写论文,不用提心吊胆。她应该替他高兴,她是替他高兴的。
“树生哥,你该走了。”
“我知道。”
“走之前,帮我把北门码头的合同再看一遍。你是学化学的,算数好。”
陈树生愣了一下,看着她。
“合同不是你让律师写的吗?”
“律师写的也要再看。万一有漏洞呢?”
陈树生点了点头。“好。明天看。”
入夜,钟庆堂坐在办公室里,灯亮着,桌上是那份笔记本。
从四月到现在,他记了几个月。那些记录串在一起,拼出了一幅清晰的图景——渡边家不是在经商,是在备战;日军不是偶然挑衅,是有计划地蚕食;华北的局面,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危险。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抽屉里,拉上锁。然后拿起桌上的报纸,又看了一遍。
成都事件。日本领事馆。被打死的日本人。暴风雨来了,他必须选择站在哪一边。
他曾经站在渡边家那一边,当狗,摇尾巴,咬人。现在他站在窗前,看着苏城的夜色。月亮很亮,照在青砖地上,白花花的。
他想起父亲。那些年,父亲做的每一件事——放火,绑架,勾结岛国人。不择手段,要抢回钟家。
抢来抢去,抢到了什么?监狱,轮椅,截肢。一辈子当狗,最后被主人当垃圾扔掉。
他想起巧英。她做了和他父亲完全不同的选择——不抢,不争,守住自己的东西。云锦坊越做越大,联合采购越做越大,渡边家拿她毫无办法。
他又想起山本和子。她结婚了,嫁了个老实人。他会对她好吗?她说过,“富士山的雪,已经替你看了很多年。”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又看了一遍。淡蓝色的信笺,栀子花的香味。最后一句——“祝她幸福。真心的。”
把信折好放回口袋,站起来。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在前门大街上,和北平的月亮一样。
他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道:
“八月二十四。我有罪。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但我不想再当狗了。”
他合上笔记本,吹灭了灯。
八月二十五,苏城,云锦坊。
巧英在织机前坐着,处暑纹织完了,“天地始肃”。她把锦从织机上取下来,灯光下展开,腐草为萤,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大暑;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立秋;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处暑。整整三个月,她一个人,一台织机,从谷雨织到处暑,从春天织到夏天尾巴。
把锦叠好放在桌上,上好经线,又是一个新的节气——白露。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
陈树生端着两杯茶走进来,一杯放在她旁边,一杯自己端着。
“巧英,北门码头的合同我看了,没问题。律师写得很好,你提的几条也都加进去了。”
“好。”
他在旁边坐下来,拿起搁板上的那把旧扳手,在掌心里转了一圈。布条磨得更毛了,边角的线头一根一根支楞着。
“树生哥。”
“嗯。”
“你走了之后,扳手的布条谁换?”
陈树生愣了一下。“陆怀瑾不是说他回来自己换吗?”
巧英推了一梭子,没有回答。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在红豆架子上,红豆花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光。
该开花的花还在开。该走的人快要走了。该来的,也许已经在路上了。
她推了一梭子,咔哒。把那些没说完的话,一梭一梭地织进锦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