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 惊变(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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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苏城,云锦坊。

立秋早过了,处暑也过了,天还是热。但热法不一样了——不是小暑大暑那种蒸笼似的闷热,是干热,太阳毒辣辣地晒着,晒得青砖地面发白,晒得运河边的柳树叶子卷成了筒,但早晚的风已经带了些许凉意。

巧英在织机前坐着,处暑纹织到了“天地始肃”。夏天快过去了,锦缎上最后一个夏天的节气。她推了一梭子,咔哒。

春桃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小姐,沪上来的。宋先生的。”

巧英放下梭子,接过信封拆开。信纸有两页,宋云澜的字迹比平时潦草了一些,写得急。

“巧英:见字如面。成都出事了。八月二十四日,成都市民上街游行,反对日本在蓉开设领事馆,与日方人员发生冲突,大川饭店内的两名日本人被打死,另有两人重伤。日本外务省已向南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放言‘保留自由行动之权利’。恐怕不会就此罢休。另,华北局势愈发紧张——绥远方向近日常有伪军出没,战事一触即发。你在苏城多加小心,码头进出货物要留心。云澜。”

巧英把信看了两遍,折好,放进袖口里。

“春桃。”

“嗯?”

“成都出事了。日本人在成都设领事馆,被老百姓打了,死了两个人。”

春桃瞪大了眼睛。“死了?”

“死了。”巧英拿起梭子,“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

她推了一梭子,咔哒。梭子穿行的声音在厂房里回荡,和往常一样稳,但春桃听出来,比平时重了一些。

陈树生在院子里,站在红豆架子底下。藤蔓已经从架子上垂下来了,密密麻麻的,像一道绿色的帘子。花开了几百朵,嫩黄嫩黄的,藏在叶子中间。最早开的那几朵已经谢了,花瓣落在土里,变成褐色的斑点。花谢的地方,结出了小小的豆荚,嫩绿色的,比指甲盖还小。

他伸出手,轻轻碰了碰一个豆荚。

“树生哥。”巧英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他转过头,巧英站在厂房门口,手里拿着那封信。

“成都出事了。日本人在成都设领事馆,老百姓上街游行,打死了两个日本人。”

陈树生愣了一下。“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八月二十四。”巧英走过来,把信递给他,“宋云澜在信里写的。”

陈树生接过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把信还给巧英,沉默了片刻。

“巧英,这不是孤立的事。”

巧英看着他。“什么意思?”

“你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是几天前春桃拿来垫桌脚的,“头版,绥远那边伪军进犯,傅作义的部队正在抵抗。西南出事,华北也在出事。”

巧英接过报纸,头版的标题墨色很重——“伪蒙军进犯绥东,傅作义部奋起反击。日本加快侵华步伐,向内蒙古境内派遣特务机关。”

她把报纸还给陈树生。

“树生哥,你说——会打仗吗?”

陈树生没有回答。他看着架子上的红豆花,金灿灿的,和这个沉重的消息完全不搭。

“也许会,也许不会。但不会太远了。”

巧英站在那里,目光落在架子上的红豆花上。花还在开,和这个即将被风暴席卷的国家一样——明明灭灭的,但还没灭。

“树生哥,你八月走。还走吗?”

“走。”陈树生的声音不高,但很稳,“王教授说长沙的校舍快完工了。越是这时候,越要去。学更多的东西,以后才有用。”

巧英没有说话。她把那封信重新折好,放回袖口里,转身走回了厂房。

织机响了,咔哒咔哒,和刚才一样。

但春桃听得出来,那声音里多了一些什么——像一个人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把每一根线都织得更紧。

同日,苏城,钟氏纺织商行。

钟庆堂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两份东西。一份是今天的报纸,头版印着“成都事件”四个大字。一份是英文笔记本,翻到最新的一页。

笔记本上已经写满了。

从四月底到现在,他一直在记。渡边家在津沽的仓库,存的是军需物资,不是商品。三井商社码头课的人撤走后调去了津沽,表面上是正常的商业调整,实际上是在为某种更大的行动做准备。华北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绥远那边打得热火朝天,日本人的野心已经不是秘密。

他拿起笔,在新的一页写:

“八月二十四,成都事件。两名日本人在成都被群众打死。日本外务省放言‘保留自由行动之权利’。这不是偶然的冲突,是日本人为扩大事态制造的口实。就像东北的柳条湖、华北的丰台——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套路:制造摩擦,寻找借口,然后出兵。”

他停下笔,看着这行字。窗外阳光很好,街上人来人往,一切如常。但他知道,暴风雨要来了。不是可能,是一定。

他合上笔记本,站起来,走到窗前。

他想起父亲在监狱里说过的话——“别像我一样,一辈子给人当狗。”现在他知道了,当狗的下场不只是被人踩,而是当主人发疯的时候,狗会被一起拖进深渊。

他必须做点什么。不是为了钟巧英,不是为了云锦坊,是为他自己。

傍晚,苏城,云锦坊。

春桃端着一碗绿豆汤走进厂房,放在桌上。

“小姐,喝碗绿豆汤。”她顿了顿,“树生哥说,他去火车站打听车票了。”

巧英放下梭子,端起碗喝了一口。绿豆汤是凉的,放了冰糖,甜丝丝的,但她觉得嘴里发苦。

“他什么时候走?”

“没定。说等王教授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