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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共识》公布的第十二天,内阁正式通过了一项科考改革方案。方案的内容由礼部与内阁共同草拟,经过六次修订后定稿,核心条款只有一条:天启九年起,会试增设新学策论一道。这道题不作为必答项,而是放在选答题区——考生可在传统策论与新学策论之间任选其一作答。选答新学策论者,不影响其他科目评分,也不影响整体排名权重。
这一条款表述严谨,措辞清晰,像是事先已经反复确认过所有可能性之后才落笔的。它的核心结构只有一层:新增一道题,放在选答题区域,不改变其他部分的次序与权重。它没有触及经义科目的原有框架,只是为那些有需要的考生开放了一条新的路径。
方案公布的消息在当天上午传到了国子监。正在上课的教习看到邸报之后,没有中断授课,只是把邸报折好放进了教案夹层里,像是需要在课后重新阅读一遍才能确认内容的准确性。下午的课间,有人在走廊里低声问新学策论那道题,我们这边有人教吗,旁边的人答还没定,像是在等一个更稳定的答案落定,暂时先不作回应。
国子监的反馈比预期更快。方案公布后的第四天,就有某位助教主动向周汝弼提出,希望申请增设一门新学通论导读课程。周汝弼没有立刻批复,只说了一句你先列一份提纲,列完了我再看。那位助教用了三天时间列出了一份十二页的课程提纲,内容包括课时分配、参考书目和考核方式——其中参考书目一栏中列在第一位的,是钱谦益的《新学通论》。
提纲放在周汝弼桌案上留了将近三天。三天后他拿起那份提纲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有做任何批注。他没有在提纲上画圈或划线,也没有做出任何与增删相关的指示。他只是把提纲放回原位,对那位助教说了一句:提纲我收下了。课程安排等明年春天再说。那位助教应声退出时看了一眼那份提纲——页边没有批注痕迹,像是原封不动地保持着递进来时的状态,但它确实从桌案上消失了,像是已经被收进了某个特定的位置。
行政学院那边的反应比国子监更直接。公告栏上贴出方案摘要之后,当天下午就有至少三位学员互相转告了这一消息,像是它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被保留和传播的阶段。有人在走廊里问新学策论有没有参考书目,旁边的人答目前还没有,语气不算急迫,像是在等待一份还在路上的材料。有人经过时注意到了这个对话,没有插话,继续走过去了。
与此同时,考生群体中的反应也在逐渐成形。南京的一位同知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此事:今科会试新增新学策论一道,选答制。吾已购钱氏《新学通论》一本,拟于月内读完。信的末尾没有额外加注,像是在陈述一件需要赶在某个时间点之前完成的事项。苏州新学斋的盐商在消息传到的第二天,把邸报上那则方案摘要抄了一份贴在书院的公告板上,没有贴评论,只是抄录全文,像是让经过的人自己判断其中的分量。
杭州贡院附近的一家书铺老板在当晚结算时翻了翻账本,发现《新学通论》的库存已经在过去几天内持续减少,像是有人正在自行适应新的规则。但他没有因此调整定价,只是把剩余的库存往柜台上多放了几本。苏州陈鹤年那边的课程调整进行得很快——他在邸报到的第三天就把原有的新学通论导读从每周两课增加到每周三课,课表随之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面对部分因增加课时导致其他内容被压缩的疑问,他回了一句:不是提前,是原来就排得太慢了。现在有了方向,可以快一点走。
钱谦益没有就方案本身发表任何公开评论。他在书房里收到了方案抄本之后,只看了一遍,没有写批注,没有回信,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看法。但他把那页抄本折好收进了书桌抽屉里,放在那封匿名过客的信件旁边——像是为这个时刻预留了一个恰当的位置,让它不必额外承重,只需安静地存入档案。
当天傍晚,刘掌柜铺子里那本样书被人翻到了扉页。签字页被夹在了前面,六个人的名字排成两行,排列方式各自随意。有人在签字页下方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一个日期,字迹不重,像是随手批注:天启九年春,科考改制初行。这个日期被写在那页纸的底端,距离最下方的签名还有一段距离——像是被留在那里,等翻到这一页的人自己决定是否要把它擦掉。
那一天傍晚,当大部分书铺都已闭店之后,仍有一个人在琉璃厂外的路灯下站着翻完了样书的末页。他没有买它,只翻完了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就合上了书,放回原位。他把书放回去时放得很平,像是想让它以最整齐的形态面对下一个翻书的人。他离开后,那页写有日期的空白没有被擦掉——它依然留在扉页底部,像一段尚无回应的对话,正等待某种尚未发生的声音来确认它是否应该被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