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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陈鹤年比往常早到了将近一个时辰。
他进讲堂的时候,手里没有拿那本已经用了半个多月的教案,而是拿了一叠新的纸页,纸页边缘裁得不太齐整,像是连夜写完之后临时订起来的。他把那叠纸放在讲台上,没有翻开,先站在讲台后面把整间教室看了一遍。晨光从东窗照进来,落在后排靠角落那张桌面上——昨天那位商人坐过的位置,桌角那道极浅的压痕还在,没有被擦拭干净。
他没有走过去,只是看了一眼,然后把目光收回来,开始整理那叠新纸页。
学生们陆续到齐。有人进来时先看见了讲台上那叠不同于往常的纸页,但没有人多问。盐商照旧坐在最后一排,周小舟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其他学生各自按照这半个月来形成的固定座位落座。人到齐之后,陈鹤年站在讲台前开口说了一句:今天不按原来的顺序讲。原来的第三章今天停一天,先讲第六章。
有人愣了一下。第六章讲的是新学施行中的实际阻力与应对,原本排在课程后期,按计划至少要再过十来天才会讲到。但没有人提出质疑,只是各自把书翻到第六章。陈鹤年没有做任何解释,直接开始了第一节的讲授:这一章讲的是——当你带着新学的方法回到衙门,发现一切都没变,你该怎么办。
这句话让教室里安静了一瞬。周小舟抬起头来看了陈鹤年一眼,盐商翻书页的手停了一下。这个内容在原定顺序中原本排在较后的阶段,他们还没有正式接触过。但今天它不仅提前了,而且出现在没有预告的早上。
陈鹤年继续往下讲。他没有按照书面章节逐段照本宣科,而是把章节中的每一条落到具体情境中去:先是列举了过去十几年里地方官试图推行新措施却受阻的案例,然后分析了每类阻力可能对应的破解方式,最后在每类破解方式后面都注明了一条如果这条路走不通,还可以尝试哪条路。讲到一个人推不动旧衙门的一扇窗的时候,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扇窗户的简图,然后在旁边画了三条不同方向的小路,像是从外部绕过的路径,又像是从内部寻找支点的方案,每一条都用不同的符号做了标注,旁边写了对应的适用范围。
课讲完之后,坐在前排的一个学生举手问了一句:先生,今天的顺序变了。是不是跟昨天那位商人有关?
陈鹤年没有否认。他等了一会儿才开口:他昨天走之前问了三个问题。老夫答上了两个,第三个没答上。他走之后老夫想了一夜,发现第三个问题不应该等到后面才讲。它应该在前面。如果一开始就问,后面的内容就有了方向。所以老夫把它提前了。
又有一个人问:那位商人到底是谁?
他说他是做小生意的,每年路过苏州一次。陈鹤年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然后补充了一句,但做小生意的人,不会问出昨天那三个问题。所以老夫也不知道他是谁。但老夫知道一件事——他问的问题,老夫应该提前讲。今天只是一个开始,后面的课还会调整,因为你们当中将来也会有人遇到他昨天问的那种情况。到时候你们需要知道该怎么答,而不是被问题堵住后回去想一整夜。
那个商人还会来吗?有人又问。
陈鹤年没有回答。他站在讲台边,看了一眼教室后墙靠角落的那张空桌子——桌面上那道压痕还在,它在晨光里泛着一层极浅的纹理,像是纸张边缘压过之后留下的细微印记,留在了桌面上。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他说他明年还会来。如果路过的话。到时候你们可以自己问他。
下课之后,有几个人走到后排靠角落那张桌子前站了一会儿。有人伸手轻轻摸了一下桌面上的那道痕迹,像是想通过触感来判断压出它的人用了多大的力气;有人什么也没摸,只是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有人问了一句:这道痕迹,是昨天那人留下的吗?没有人能确认,因为那道痕迹太浅了,浅到只有专门去看才能注意到。但它在桌面上确实存在,没有被人擦掉。
盐商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路过那张桌子时停了一步,看了一眼那道压痕,然后对讲台上还在整理东西的陈鹤年说了一句:山长,如果明年他真的来了,请您务必告诉老夫一声。
为什么?
因为昨晚老夫回去也想了那三个问题。盐商说,想了一夜,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有点头绪了,第三个还是空的。如果明年他真的来了,老夫想当面问他一问——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还是跟老夫一样在等答案。
陈鹤年看着盐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如果他来了,老夫告诉你。
当天傍晚,陈鹤年把新的讲课顺序重新整理了一份。他在新顺序的封面上写了一段话:旧顺序从理论到实务,按部就班。新顺序从困境出发,先问你碰到困难怎么办,再告诉你可以用什么办法。顺序变了,方向就变了。他写完之后把新顺序夹进了教案里,放在书架靠外的位置。那道桌角上的压痕在暮色里已经看不清了,只有指尖贴上去时才能感觉到那道细微的凹陷。旧讲堂的窗开着半扇,风从外面吹进来,翻过那叠新纸的边角,露出内页第一行字——当你带着新学的方法回到衙门,发现一切都没变,你该怎么办。字迹是陈鹤年自己写的,墨色新鲜,像是刚写完不久。风把纸页吹开几行,又合上,反反复复,像是一个还没找到合适停顿的问题正在纸面上来回滚动,等着被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