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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掌柜带他走到了另外两排书架前,指了指上面排着的两摞书和旁边的报纸剪报册:左边这些是崇实派的,右边这些是守经派的。您的文章被两边各引用了一次。那边有剪报册,您可以翻翻看,看看他们是怎么引的。
徐知县没有立刻翻。他站在原地,视线在左右两边来回移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他们引我文章的时候,有没有人问过我本人是怎么想的?
王掌柜答:目前还没有。他们都在引您的文章。
徐知县点了点头,没有继续问下去。他转身走出了汇文堂。但在出门之前他停了一步,回头问了一句:掌柜的,如果有人来问您我是谁,您会告诉他们吗?
王掌柜想了想,说:有人问,我就说今天来了一位客人,翻了一下报纸就走了,没有留下姓名。
多谢。
徐知县走出汇文堂之后没有回驿馆,而是沿着街走了一段路。他走到一家茶馆门口的时候停住了脚,因为茶馆门口贴着一张告示,写着明日午时,崇实派与守经派同台论辩,欢迎列席。他看了一眼那张告示,没有进门,继续往前走了。
他回到驿馆之后,坐在自己那间小屋里,面前摊着白天从通政司领回的材料。他翻了两页,又放下了。他想起白天在汇文堂看到的场景——左边一排书,右边一排书,中间隔着一条走道。两边都在引他说过的话,但两边引完之后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两边都在用他的话说各自的事,那他说的话本身,还能不能被他自己的意思重新装回去?
第二天午时,茶馆里的论辩开始了。徐知县没有去。他坐在驿馆里,把那份自己写的水渠文章重新抄了一遍。抄完之后他在末尾加了一句话:我站在渠边量水的时候,手里没有拿任何一本书。量完之后写文章的时候,手里也没有拿任何一本书。有人问我是崇实还是守经——我哪派都不站。我只站。实是渠边的水,是量水的尺,是分水的时辰表。不是哪一本书里的句子。
他写完这句话之后,把文章折好放进信封,没有署名,没有留地址,只写了京华简报编辑收。然后他出门把信投进了驿馆门口的信筒里。他投信的动作很轻,像是把一件自己已经确认过的事情放到了它该去的地方。
当天傍晚,京华简报的编辑拆开那封信。他看完之后坐了一会儿,然后把信纸拿给排版的人,说了一句:明天头版角落,登这个。
信上没有署名,没有头衔,只有一位知县四个字。编辑部决定保留这个表述,不再做进一步补充。
当天夜里,茶馆里的那场论辩结束之后,有人议论说那位知县今天没来。旁边的人问你怎么知道他没来因为他如果来了,至少会坐在中间那排。那个中间那排的位置在当天并没有坐满,空着几把椅子,像是专门给还没选边的人留的。有人在散场后经过那排空椅子时停了一下,但没有人坐下来。信已经从驿馆门口的信筒里被取走了,正在被分拣、登记、送往京华简报的排版间。明天的报纸印出来之后,会有人读到那行字。那天晚上,王掌柜在关店之前把放在架子最高处的一本旧抄本取了下来,翻开看了看第一页,又合上了。他拿着那本旧抄本站了片刻,像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把它放到一个更容易被人发现的位置上。窗外夜色已经深了,汇文堂的门板上透进来的月光在地上投出一道细长的亮痕。书架上最上面那层空出了一个位置,像是有人刚刚拿走了什么,又像是有人正在考虑要不要把它放回原处,只是还没有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