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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实派与守经派的第一轮交锋刊出之后,双方都没有停手的打算。
第二天一早,《京华简报》争鸣版又上了一篇崇实派的文章,署名还是崇实派同人,篇幅比上一篇短,但语气更利落,直接回应守经派道在经中不在事末的论点:若道只在经中,则经在何处?在纸上。纸上之道如何落地?靠人。人如何能行?靠事。无事实之道,终将沦为纸上之谈。守经派所守者,非道本身,乃道之旧影。
守经派的回应在当天下午就到了印坊,署名周守正,措辞不紧不慢,但每句都在把崇实派的话往回推:纸上之道若只是旧影,那历代圣贤何以垂训千年?事在变,道不变。变的是处事之法,不是道之本体。崇实派以代,恐是本末倒置。
接下来五天,双方各发了三篇文章。崇实派那边换了两个人执笔——张绍平写了一篇,从算学和账目的角度谈实务中的规律本身就是道的一种体现;史可法写了一篇,从行政案例入手,说一个能办好事的官,比一个只会背书的官更接近圣贤的本意。守经派那边也不示弱,翰林院一位侍读写了篇长文,把崇实派的论点拆成三段逐条驳斥;国子监一位博士则从《大学》格物致知的原始含义出发,说格物本就在经义框架之内,崇实派将其剥离出去再另立门户,是断章取义。
七天之内,双方各发了四篇文章,加上之前的两篇,总共十篇。每篇刊出的当天,茶馆的生意都比平时翻了一倍不止。
京城茶馆的格局在这七天里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平时茶馆里各桌各自聊天,互不相干;但这几天,几乎每一桌都在讨论报上的内容。有人把报纸摊在桌上,同席的人轮流翻看;有人自己没买报,但坐在旁边听邻桌念,听到关键处忍不住插一句嘴,被邻桌白了一眼又缩回去;还有人把前几天的旧报也翻出来,按时间顺序排列在桌上逐篇回顾,像在研究一条正在形成的论证链条。茶楼掌柜的不得不在每张桌上多放一盏灯,因为天黑之后客人不肯走,需要继续读报和讨论。到了第五天晚上,城西一家茶馆甚至出现了连夜营业的情况——不是掌柜的不想关门,是客人坐着不走,说等明天的报纸到了再走。掌柜的没办法,把门板卸下来半扇,在门口挂了一盏灯笼,又在屋里添了几根蜡烛,把宵禁前这段时间的生意延续了下去。
到了第六天,争鸣版上崇实派的第四篇文章与守经派的第三篇同时刊出,两篇中间隔了一道细线。崇实派的文章末尾写了一句:论至此,双方各已陈词。若仍无结论,则不妨暂停——待各自回去想一想,再议不迟。守经派的文章末尾则没有类似的表态,而是补充了一个小段落,指出对方文章中的几个具体案例存在表述上的争议点,虽未直接提出新的意见,但在原有的讨论基础上做了一次收束。
第七天,双方没有再发新的文章。《京华简报》争鸣版上只刊了一段简短的编者按:七日十篇,双方各陈其理。读者自行判断,印坊不予置评。若有新的论述,欢迎继续来稿。
当晚,城西那家茶馆的掌柜终于提前关了门。他卸下最后一块门板时,发现门槛旁边的地上落了好几张撕下来的报纸边角,上面潦草地写着一些批注,有的字迹清晰、有的被露水打湿模糊了一片,像是不同的人在散场时各自留下了某句话,又各自忘记带走。他弯腰捡起几片看了看,随手收进了柜台抽屉里,没有仔细辨认就合上了。
当天晚些时候,王承恩把那十篇文章的整理稿送到了暖阁。陈默接过去没有立刻翻开,先放在案角,说了一句:十篇,七天。比朕预想的快。他放下笔,把那叠整理稿拿起来翻了翻,翻到第四天那篇的时候停了一下,又翻到第六天那篇的时候停得更久了一些。他没有评价任何一篇文章的内容,只是在翻完之后把整叠纸放回原处,对王承恩说:让印坊那边留一份合订本。以后可能有人想看。
当天夜里,印坊管事照着吩咐把十篇文章重新排了一版,做成了一份临时的合订小册子,印了五百份。次日一早摆上书铺柜台时,定价比单买十期报纸便宜一文。一天下来卖出的数量大约是单期报纸的三成左右——不算多,但已足以说明那些读报的人里,有一部分不满足于只读当天的那篇,想看到辩论从头到尾的完整过程。
傍晚时分,一个穿旧青衫的年轻人在书铺门口翻完了那本合订本的末尾,没有立刻放下。他在想,如果能从头到尾看完十篇文章,记住双方各自的关键论点,之后再遇到类似的争论时,也许就不会急着站队,而是先看看双方到底在争什么。那本合订本被他卷起来塞进袖口,消失在暮色中。他走出几步之后停下来,又抽出小册子翻到印坊管事写的那段编者按,默读了一遍。他看到那行若有新的论述,欢迎继续来稿时,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轻轻拨动了一下,但在那道微澜扩散之前,小册子已经被塞回了袖口,像是等到合适的时机才会重新被拿出来。